1985年在80年代文学,甚至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从8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已经意识到1985年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很多重要的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都发生在这一年。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地阐释。因此,论文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通过详细地描述1985年文学场转型从而指出1985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意义,并对80年代新启蒙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1985年文学场转型的文学史意义是,“文革”结束后,延安文学传统从企图恢复到最终失效,新启蒙主义从开始建构到取得话语霸权,与此相关的文学制度、文学观念、评价标准、文学史观等都发生了变化。由于1985年文学场相当复杂,所以论文选择其中六个具有文学史症候意义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它们就是正文的六个章节。第一章以王蒙80年代前期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读发现王蒙的小说具有一种“悖论”的话语特征,而这种“悖论”产生的原因是王蒙纠结于情感记忆与理性反思、官员(党员)与知识分子两种不同文化身份、处在延安文学传统和新启蒙主义的夹缝中。于是,他不得不使用晦涩的文风和小说文体实验的方式来表达他那些具有异端色彩的历史反思。《活动变人形》是王蒙的历史反思由政治层面向文化层面转型的代表,不仅参与到当时的“文化热”中,还影响了80年代家族小说的发展。第二章以市井小说和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作为研究对象。市井小说更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延安文学传统对文学社会价值的强调,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它在80年代前期的重新崛起,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新阶段的开始,而且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文学审美范畴由“乡土”向“城市”转型的过程。汪曾祺因为“文革”中的“样板戏”经历,在新时期初并没有被主流文学界接受。他通过激活40年代的文学传统,不仅在赞美美好人性上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共谋”,进入80年代文学场,而且为新启蒙主义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文学资源和想象。《受戒》就是作者与文学场复杂关系的产物,它和《异秉》一同在反思传统文化和小说文体实验两个方向影响了1985年的寻根文学和1986年的先锋小说。第三章从文学运动的角度分析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是80年代第一次由青年(知青)作家、批评家和地方文学期刊、出版社“组织”的文学运动,从参与人员的选择、文学会议的召开、文学宣言的集体亮相、文学论争的主动引发、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及时跟进以及文学史书写,所有环节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寻根文学不仅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史地位,而且文学编辑、作家、批评家成功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并争夺了部分话语权。组织文学运动成为新兴文学力量介入当代文学的一种有效方式。《棋王》正是在寻根文学运动的组织下完成了经典化,同时对它的阐释权也被寻根文学垄断了。文学论争是80年代知识生产的方式之一,第四章以三次有关“现代派”的文学论争作为研究对象,揭示1985年话语转型,即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失效和中国现代主义话语的建立。与此相关的是先锋小说和“新潮批评”的兴起。《沉重的翅膀》是延安文学传统所生产出的最后一部文学经典。通过对《沉重的翅膀》三个版本的对比发现,从创作动机、出版发行、组织座谈会和文学批评、多次修改文本、解决作家生活问题,到最后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延安文学传统(文学制度)全部参与其中。但是由于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以及《沉重的翅膀》所代表的“改革小说”自身的缺陷,它难以吸引作家、读者、文学史家的关注,延安文学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最终失效。第六章详细梳理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生产过程。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在1985年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转型的标志,又是新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建构的经典文本。它受到1985年文学场中各种新启蒙主义话语的影响,同时,新启蒙主义通过文学史观的建立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高等教育制度的转型,进一步巩固了其话语权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