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一个极富反叛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作家,他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范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对历史的书写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莫言打破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和官方历史的历史叙事模式,他将生活在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的小人物推上历史舞台,并发挥他感觉描写和想象的天赋,调动自身的生活经验,真实具体地讲述了底层人生活的苦难及其面对苦难作出的不同反应,通过对“过去”和“现代”的苦难书写,揭示出人生存的苦难本质,将苦难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另外,莫言打破了传统文学的书写禁忌,将暴力、性、丑陋、病态等传统文学排斥和回避的内容纳入作品并进行细致的描写。同时,他还塑造了一批充满原始生命力、自由奔放的农民形象,通过这些早期农民的敢爱敢恨、敢作敢当、侠义正直,反衬出后代的懦弱无能、精神萎靡,传达出作者对“种”的退化的深深忧虑,这也使莫言的作品具有了历史和当下的双重意义。莫言在形式上的创新也令人称赞。他将传统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文学创作手法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特色。在叙事人称上,莫言对他善用的第一人称进行改造,推出“我爷爷”、“我奶奶”这类复合人称,使叙述更加灵活自由而又不失真实；叙事时序上,莫言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叙事策略,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单调有序的叙事时序,使故事时间呈现出破碎凌乱的面貌；叙事语言上,莫言立足民间,大肆运用民间语言,在彰显民间话语的同时反映出主流话语对民间话语的侵蚀。当然,形式只有服务于内容才能创造价值。第一人称“我”的运用,叙事时间的颠倒、错乱,作品语言的民间化、口语化等,都为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