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一般少年被害人,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更为特殊、脆弱,易受“二次伤害”。因此,有必要针对其特点形成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且这一体系应用于一般少年被害人之保护也有较大价值。目前,整个被害人群体都有受到忽视的现象,遑论性侵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学界中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实践相关制度试点起步晚、底子薄,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体系还有待健全。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的理论基础。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的理论依据有“国家亲权理论”与“儿童利益最大化理论”。在此基础上,根据未成年性被害人的特点,我们能够总结出其特殊保护原则,具体内涵为: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原则,即在司法进程中要注意避免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第二,及时、全程保护原则。该原则意味着性侵案件发生后相关机构应及时响应、采取措施,而对被害人的救助不应终止在某个阶段,可能全程进行。第三,专业支援原则。该原则要求在未成年人保护、救助等工作中配备专业人员,以便给予未成年被害人专业支援。第四,保护隐私原则,即司法人员在工作中要重视注重被害人的隐私保护,避免其受到舆论伤害。需要注意的是,办案人员在对未成年性被害人进行保护时要以基本理念与特殊原则为指导,不能相悖而行。第二部分探究我国未成年性被害人司法保护的立法与实践现状及其问题。在规范层面,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未成年被害人的相关条文较少,各司法解释数目较多但分散。其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我国尚未形成独有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二是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规定不够细致,三是法律与司法规范之间缺乏衔接。实践层面中制度试点效果不一,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其一,强制报告制度存在缺乏响应机制和细化规定的问题。其二,一站式办案中心机制总体运行状况较好,却缺乏相应细则,存在提前介入未能全覆盖、询问与救助衔接不紧密的问题。其三,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运行效果不佳,相关细则有完善的必要。其四,司法救助机制运用范围较广,但存在救助金储备较少,主要救助方式限缩等问题。其五,由于监护权撤销制度流程时间较长,实践中探索其与刑事案件一体化办理的模式值得推广。其实,制度运行问题亦可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规范的缺失与不完善。第三部分对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制度进行比较法考察。不同国家地区的立法体系主要包括儿童福利单核心模式、少年司法单核心模式、两者并存的双核心模式。组织架构方面,少年司法体系成熟的国家地区基本形成各级专业机关及专门儿童保护机构,同时社会组织及其人员也在未成年人保护过程中作用重大。关于审前程序的司法保护制度方面,部分国家的强制报告响应机制完善细化,违反报告义务的惩戒责任较为多元化。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与询问陪同制度都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为我国提供参考。儿童询问特殊程序在多功能、专业化的救助中心进行,有的国家在中心内设置专家小组。相关国家的救助中心机制流程清晰明确,询问程序主要采用NICHD询问技术。审判阶段的司法保护机制主要以脆弱证人作证保护制度、司法救助、监护权撤销制度为代表。脆弱证人作证保护制度具有规定明确、制度实用的优点。司法救助制度并不限于救助金方面,社会救助也占据其较大比重。监护权撤销制度中,在审理性侵案件时判决与撤销监护权“一体化办理”的做法值得借鉴。第四部分探讨如何具体完善我国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机制。首先,要完善宏观少年被害人司法体系,一方面需要明确少年被害人法律体系中的核心,以便指导制度细则;另一方面,我国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组织必须实现体系化。其次,关于具体司法保护制度的细化:第一,要完善强制报告规则及配套措施,确立报告响应机制;第二,要明确一站式办理机制流程,加强询问救助衔接;第三,要细化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规定,增设合适成年人询问陪同制度;第四,要完善未成年性被害人作证保护制度,并根据实际需求适用;第五,要落实司法救助,拓宽救助金外的经济补偿渠道;第六,要精简监护权撤销制度,推广刑民一体化办理。我国应通过司法体系层面与具体制度层面的完善,保护性侵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最后,我国在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机制完善中要注意加强其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