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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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体制,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影响因素日渐增多、难度不断增大,社会治理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意义重大。社区在我国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石”和开展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区域,也是既直接面对居民群众又接受上级政府指导的基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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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体制,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影响因素日渐增多、难度不断增大,社会治理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意义重大。社区在我国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石”和开展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区域,也是既直接面对居民群众又接受上级政府指导的基层自治组织。社区需要顺应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大趋势,通过创新网格化工作模式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本文以在社区中开展“民呼我应”模式试点的湖北省武汉市J区为例,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发现“民呼我应”模式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成因,进一步提出优化该模式的对策建议。“民呼我应”模式是一种利用信息化手段,构建以群众为中心,在网格内汇聚多种工作力量,解决群众提出问题的即时便民的网格化工作模式。“民呼我应”不同于以往的群众找上门解决问题,而是转变为网格内的力量上门为群众解决问题,同时拓宽了群众反映问题的范围,所有网格内遇到各种类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民呼我应”网格化治理渠道解决。开展“民呼我应”工作以后,群众的投诉、举报、水电气需求、法律咨询、政策咨询都可以通过网格渠道反映,以往群众上门跑腿变为“数据信息跑腿”,服务力量主动上门服务,群众只需“填写诉求内容,一键呼叫”,等待相关工作人员服务即可。本文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从诉求收集、力量进入、诉求流转、参与主体、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民呼我应”模式运行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行了论述。通过对问卷数据的整理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J区“民呼我应”模式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诉求收集方面还存在渠道来源因层级关系受限问题,在网格内服务的力量权责分工不细的问题,在诉求流转过程中存在监督不完善问题,在参与主体方面的积极性不强的问题,信息化建设有待加强智能化水平不高问题,每个方面问题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原因。基于问题和成因分析,本文从畅通诉求收集渠道、构建权责清晰职责分工、建立公开过程监管机制、引导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完善平台智能化建设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J区“民呼我应”模式的优化对策。本文的调查与研究从社区治理的实践视角深入挖掘发现J区“民呼我应”模式运行现状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优化对策,为进一步优化完善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实际经验支撑和借鉴,有利于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拓宽群众诉求的反映渠道,明确服务力量的职责分工,提高网格内问题的处置效率,促进社会治理的信息化建设,进而实现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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