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地域文学研究的兴起,地域总集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焦点。清代湖南文章总集作为地域总集的重要分支,数量浩繁且类型多样,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与之相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个案分析上,缺乏整体清理和系统研究。本文即以清代湖南文章总集为研究主体,根据文本的性质和内容,将其分为省域、郡邑、宗族、课艺四类,既探讨各类总集在时代背景之下的形成、发展与变革,又以具体的总集文本为参照,探究其中蕴藏的文学文化内涵。整体而言,清代湖南文章总集有其独特的编纂背景、流变过程和分布特征。总集文本的产生发展与清代湖南政治、文化以及地域学术思想等因素紧密相连。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湖南文章总集经宋代发轫、明代发展,到清代步入编纂高峰期。主要表现为数量大幅增长,编纂形制多样化,卷帙普遍宏大,并逐步建构起类目清晰、层次分明的编纂体例。从地理分布来看,清代湖南文章总集的空间分布和湖南地域的发展状况基本一致,但细化到总集文本内部,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与内涵。湘潭罗汝怀所辑《湖南文征》是一部涵盖湖南全省、上起元代下迄清同治间的地方文章总集。它的编纂既渊源于独特的晚清湖湘地域人文学术环境,又根植于罗汝怀自身的文学素养。从体例上来看,《湖南文征》有着鲜明的编纂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体现“湖南”地域观念;第二,兼顾时序与文体的编排方式;第三,融含以文存史的文章观念;第四,遵循不录生人的编纂体例。从内容上来看,《湖南文征》辑录全面,内容翔实,在湘人著述的辑佚、校勘、考证以及湘学史书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郡邑文章总集所涉地域虽不及省域类文本,但更能突出省以下各地方的文学文化特征。它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志的纂修,“基层文学”的发展与成熟为郡邑文本的编纂提供了资料基础。郡邑总集的面貌形成主要受编者身份、选文来源和体例编排的影响,编者的身份地位和学识基础制约着其所从事的编纂活动,这不仅关系到选文来源的广狭和文本刊刻过程的畅阻,还与材料收集后的体例编排有关,而总集文本体例的编排既决定着文章总集的最终面貌,又是编者辑纂思维的最好体现。同时,郡邑总集是一地文学的载体,极具地方文学价值,既能保存地域文化记忆,又有助于一地文学史的构建,和文论思想的挖掘。宗族文章总集数目繁多,彰显出一地宗族的赓续与传衍。它在清代得以繁盛,并不是偶然现象。客观上来说离不开清代家谱编修的带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辑录者所怀抱的编纂动机和意图。宗族文章总集在编刊上呈现出以私家刊刻为主,体例编排严谨,著述形式纷繁复杂等特征。命名上一般包括地域、姓氏、堂号室名等要素,从家集的名称中即可获取多种信息。宗族文集的具体内容是建构文学世家的纽带,各宗族通过一定程度的文学积累与传承,衍变成为文学世家,又以宗族文学总集为传播介质,使家学传统得以塑造和呈现。在家学的生成与递衍、家声的昭扬与显达中,文学世家得以完成建构。部分宗族文章总集如《莫如楼时艺合稿四集》《敬止斋文抄》等,呈现出宗族与课艺双重意蕴,体现了宗族文本的特殊性。课艺文章总集数量颇夥,主要分为测士课艺和书院课艺,一般从课集的命名上即可区分。测士课艺主要由地方官员编录而成,书院课艺则依靠山长或授课教师搜辑。课艺文章总集较为直观地展现了湖湘科举文风,在科考命题上既注重以经史词章为主的“古学”,又兼顾研习时务的“新学”,同时又体现出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课艺评点是课艺类总集的重要组成部分,评语内容或详或略,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融含事理;第二,揭橥为文之法;第三,批评文学风格。总之,清代湖南文章总集是地域总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仅有助于湖南文学的建构,对地域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