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陶渊明的心结和郭象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最初陶渊明是以“心远地自偏”的超越方式来作为自己出仕的理论依据。但是每次踏进仕途他都感到“为人所羁”。因为这种超越方式在理论上虽然十分高妙，真正实现之就困难重重了。陶渊明通过几次出仕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只适合于归隐，不适合出仕。但他没有在仕隐之间强分高下。陶渊明对仕隐的态度与郭象以性分看仕隐冥会暗通。个人性分不同，宜仕则仕，宜隐则隐。圣人性分为“全”，凡人性分则有“偏”，由此造成两种不同的逍遥方式：圣人的“无待逍遥”和凡人的“有待逍遥”。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就是对“有待逍遥”的践履。他的“待”就是田园。陶公虽然不以得失祸福为怀，“不慕荣利”，潇洒旷达，却不能对死生不动心，这是他的另一个心结。这是与魏晋时期文人恋生的思潮一致的。陶渊明对生命的消亡十分敏感，他对生死乖隔的体验极其深刻，他人的死亡使他觉悟到自己的归宿——死亡。陶渊明对死亡充满了焦虑，但他最终以郭象玄学的“纵浪大化”的智慧化解了焦虑。《形影神》诗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生死观。“形”代表了陶渊明思想中及时行乐的思想，“影”代表了他立善求名的思想，但只有“神”代表了陶渊明最终的生死观，那就是纵浪大化，与化为一，“不喜亦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