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代表诉讼作为股东的救济途径,自引进之后在我国司法领域的适用率并不高,为了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适用,通过对大量的股东代表诉讼裁判进行实证研究,并对比国内外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相关立法规定,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适用不应当拘泥于法条的诠释。在实务中,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首先,股东履行前置程序的方式不应当仅限于纸质书面形式,并且在履行前置程序的请求内容上应当明确具体。立法应当规范化前置程序豁免的认定标准,并且不应当将前置程序的豁免情形仅限定“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合同纠纷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冲突中,不论是公司内部人员还是任意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只要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司法就应当准许原告股东基于合同纠纷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而非以原告提起该诉讼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而驳回原告诉讼。最后,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并不享有真正的隐名股东的身份,在显名股东怠于或者拒绝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隐名股东应当以代持协议依据《合同法》追究显名股东的违约之诉,达到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和自身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