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商业银行重要的资产业务,对公贷款承担着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作用。且随着国际社会将金融危机责任归咎于金融工具减值会计,在金融监管机构影响下,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提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缓解已发生损失模型的顺周期性等问题。截至2022年1月,我国商业银行均依照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完成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实施,贷款减值会计重要性随之不断提升。此外,疫情持续、地缘政治等因素致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商业银行资本约束监管亦不断趋严,中小银行承受巨大资本达标补充压力。在上述背景下如何更高质量地应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量对公贷款损失准备,如何提升模型应用效果,均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对于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研究热度很高,但依然偏重于“跟进式”研究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则协调以及模型理论层面研究,关于模型应用的研究尤其是基于应用质量影响因素、真实数据、特定业务的研究较少。文章试图从资本约束压力的特定背景视角,通过对公贷款业务类型,研究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全过程具体应用以丰富深化现有研究。本文主要采用规范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规范研究法表现在通过归纳阐述与分析已发生损失模型、博弈分析改进模型、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演进与发展,着重分析对比两种模型得出结论。案例分析法为本文主要研究方法,理论抽样选择A银行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搜集其对公贷款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首次切换日及此后四个季度相关全量数据,分别通过与A省联社及49家上市银行进行模型构建与实施结果对比分析得出案例银行模型应用问题与效果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约束承压的A银行对公贷款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初步满足规范要求,但应用质量不高且存在利用模型以实现目标的倾向:一是表现在三阶段划分维度缺失致使模型严格程度不足;二是前瞻性经济因子选择标准分较高的因子,经济指标乐观预测以及乐观场景设置的权重高;三是违约损失率仅满足初级评级法最低要求;四是大量利用管理层叠加以减少计提。分析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资本约束目标引导模型应用、治理机制与管理措施不够完善、模型应用基础能力不足。针对上述原因,本文针对性分别提出对策建议:一是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方式寻求外源性与内源性补充资本,并强化减值管理的“科学”特性,弱化或消除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的所谓“艺术”特性;二是董事会应行使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最终审批权限,且需扩大至模型重要参数等模型方法的关键环节,合规基础上构建实施、验证与评估、审计“三道防线”治理体系;三是分别设立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提升信用风险管理、团队、数据管理、系统支撑等能力。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资本约束对模型设计应用质量产生影响的创新视角,研究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应用问题、分析产生原因以及提出优化对策,有利于全面认识银行在模型方法选择、三阶段划分、前瞻性调整后的违约概率模型构建、违约损失率计量、管理层叠加等过程利用自由裁量权以抵抗受资本约束影响的问题。本文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在于贷款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应用影响研究不够深入,且未能实证分析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应用对资本约束压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