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手段,各国对国际贸易的关注逐渐从追求贸易顺差最大化转变为如何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制造业发展迅速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进一步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降低成本与风险,从各方面入手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所面临的其中一大风险就是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世界银行2016年发布的《全球贸易观察》表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是导致近十年来国际贸易增长下降的关键因素之一,政策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关税大幅度下降,各国也相继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期间中国面临的国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平稳下降,国际贸易规模快速增大;随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实体经济受金融市场影响疲软下行,这导致各国政府通过频繁调整贸易政策来保护本国经济,这期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呈现上升态势国际贸易出现萎缩;从2012年开始金融危机的阴霾开始逐步消散,中国也逐渐开始与多国（或地区）签署双边贸易协议,这期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逐步下降,贸易规模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说从中国入世以来,全球的贸易政策受多重事件冲击处于频繁波动的状态,这种波动状态导致企业预期未来市场不稳定从而导致国际贸易增长的下降。那么,国外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本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出口附加值会受到国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吗?本文基于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使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中国制造业各部门2005-2014年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结合国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国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有显著负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关系存在行业异质性和国家异质性,在出口国内附加值较高的行业例如汽车制造业等行业中结果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对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比发展中经济体更为显著的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高。最后本文运用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根据结论本文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沟通交流,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来降低国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扫平风险障碍。特别的,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频繁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重视“一带一路”的建设,鼓励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市场,分散在其他国际市场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从而提高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其次,制定的政策应该具有异质性的特点,重视高附加值类制造业部门例如机械设备、汽车制造等行业的贸易政策,尽可能降低这类行业的成本与风险保证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进一步降低高附加值部门中间品进口关税,尤其应该降低高质量多元化的中间品的进口关税,这样不仅能够大幅度降低最终产品的成本,还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技术外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最后,要重视与发达经济体的沟通合作,进一步降低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高质量中间品的关税,减少贸易摩擦,稳定发达经济体市场的贸易政策,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发达经济体市场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