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制约着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出现,各国环境规制政策纷纷出台,环境规制日益严格,制定适当的环境政策成为全球各国推进绿色发展,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那么当前环境规制对各国的绿色发展有什么影响?是抑制还是促进?如何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加快推进各国的绿色发展?这是本文要探讨的。本文首先选取了环境政策实施较多的27个国家为研究对象,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相关国家2009-2018年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大部分国家的绿色发展都处于无效率状态,且大部分国家的规模效率低于纯技术效率;中国的绿色发展效率在27个国家中排名最后,但与其他26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效率的均值差距日益缩小。本文进一步测度了27个国家的传统经济效率,并结合绿色发展效率采用K值聚类分析对27个国家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提出了绿色型、经济型、生态型和双低型的四种经济发展模式,其中中国处于经济效率和绿色发展效率“双低”的发展模式,说明中国在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还有待加强。接着本文对世界主要国家环境规制现状进行分析,分析表明各国一般综合运用多种环境规制工具,且欧美国家对其具有完善的监督处罚机制和支持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政府组织,能较好地促进环境规制的实施。环境规制强度较大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和欧盟等,而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在所研究国家排名中靠后,2018年中国建立了与环保税收相关的独立体系后,其环境规制强度才逐渐向环境规制较强的国家靠拢。进一步地,本文在“波特假说”和前人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绿色约束效应和绿色引导效应。接着本文从该理论出发,通过实证模型研究了27个国家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27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短期是绿色约束效应,一定时期后是绿色引导效应,符合理论机制;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也呈现国家异质性的特征,表现为绿色型的国家以绿色引导效应为主,双低型的国家以绿色约束效应为主,但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精准性,避免过于严苛的环境政策,最大现度降低环境规制效率损失并能提升环境保护效果,以降低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绿色约束效应。加大科技创新,加强对绿色科技的研发投入,充分利用金融市场,拓宽绿色科技创新融资渠道,以加强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绿色引导效应。依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异质特征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性环境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