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家，据我国2017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资料显示，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仅9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环境空气质量超标率达七成以上。环境污染的恶化不仅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给居民的健康生活带来了巨大隐患。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措施，以降低环境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调整时期，经济下行压力、结构性调整和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所引发的潜在总体性失业风险在不断攀升。而当前“十三五”规划则提出了要继续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促进就业的两大核心任务。一方面日益严重的污染要求政府势必要提升环境规制力度，另外一方面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如果说环境规制的提升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还有利于促进就业，那么对于当前两大核心任务的完成至关而言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分析环境规制与就业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了探讨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否实现环保与就业的双赢，本文以“两控区”的实施作为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政策冲击，通过构建1994到2010年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平均意义上来看，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实现治污与就业的双赢。环境效应与就业效应两者之间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恰恰相反，环境规制有力改善了地区就业水平，“双重红利”在我国目前来说是存在的。“两控区”对地区就业的政策边际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特征，并且在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具体而言，环境规制政策对二、三产业和东部地区就业水平产生了持续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却显著降低了第一产业的就业水平，且没有证据表明对中西地区内部就业有显著影响。另外，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除了在时间、空间和行业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之外，在酸雨和二氧化硫不同控制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环境规制在酸雨控制区主要表现为对就业的促进，而在二氧化硫控制区则主要表现为对就业的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