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该罪创造性的将主体放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上,是我国在立法层面上一种全新的尝试。目前学界主要是针对该罪中有关于新增罪名的合理性、罪名增设的理论依据等来进行研究,在具体实践中对该罪的司法适用还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本文意在厘清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特殊主体在履行其义务时应负责任的边界与限度,同时结合2019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对该罪的司法适用进行分析与解读。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司法实践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类型,其义务包括作为义务与不作为义务。当其不履行义务时监管部门会对其发出行政命令责令其进行改正,如果经责令未改正或改正后未起到效果的,则视为拒不改正。此时就触犯了“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这一行政前置条件。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责令改正有异议的,应当为其提供救济方法。立法者规定了该罪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三种具体后果和一个兜底性质的后果,这些后果的认定会对本罪的定罪量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本文结合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心态进行分析,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义务为故意而非过失,且不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在认识错误的认定中结合了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这一条件,由于监管部门采用书面形式发出改正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就不存在认识错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