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中国文化之总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标志。对于具体的人来讲,礼更为紧要,传统儒家甚至认为礼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所以《礼记·礼器》说:“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礼就像人那样,人不知礼,就不像是一个完整的人。不论时代如何转变,但都重视秩序、讲求和谐。“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伦理价值与秩序意义决定着人伦社会的和谐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是建立和谐有序社会的有效依据与原则。在儒学思想体系里,礼的观念仍保有三代以来涵摄有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双重意义。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中国礼乐文明的基础得以奠定。但到孔子时代,已经礼崩乐坏,周文疲弊。为重建以周文为型范的礼乐新秩序,孔子摄礼归仁,用仁心贯注礼乐,建立起自己修身、处世、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体系。孔子而后,子思、孟子加以继承和发扬,视仁义为礼的本质,崇尚礼义。到战国末期,荀子继续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作为战国后期的儒学大师,荀子的思想体系以“礼”为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荀子之学便是“隆礼”之学。荀子从人性恶入手,对礼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进行了深入的论证。他主张“法后王”,推崇奠基中国礼乐文明的周公,以周公、孔子为“大儒”,批评诸子,继承前人。受先秦诸子“治道”思想的影响,他开放性地接纳和吸收了关于秩序社会的思想内容,以整合的精神建构了自己的思想大厦。荀子重视礼的内在精神和意义,认为礼内可以化人之情性,外可推之家、国、天下。荀子礼的思想大体继承了孔学的传统,他从社会的组成结构出发,认为维持人“群”、“分”关系的关键是外在的客观规范,所以他深入论述礼的起源、范围、本质,特别规定礼的效用,“隆礼义而杀《诗》、《书》”,强调理解和运用经书之“义”,把握经书的“王道”精神实质,力图使其道德之善的抽象德目“仁”因礼的可操作性而变得更为切实可行。正是由于荀子的改造和创新,儒家以“礼义治天下”成了他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不仅如此,面对战国后期儒家发展的现实窘境和大一统的政治趋势,荀子反思传统礼学资源,深化礼之内涵,重建礼法关系,确认礼的法律地位,提升礼的特殊政治意义,从而使儒家礼学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荀子从他的政治理念出发,充分拓展了孔孟以来儒家礼学的宽度与深度。他重视在经书中抉发先王思想内涵,反对停留在经书表面而不能领会其中蕴涵的“礼义”,由此,他也成为作为儒学“礼义”载体的儒家经典的重要传人。但是,由于荀子思想有着注重礼法外在强制性的倾向,他的隆礼思想最终沦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关于荀子的种种争议皆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