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国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我国企业不断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走向国际舞台,并且不断增长。不过由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不少企业遭遇各种外部风险,导致其损失惨重,其中尤以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最为强大。因此对政治风险的研究与防范具有重要意义。而投资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决策,正确的投资区位选择能有效降低跨国投资的风险。那么,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国内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现有的国内外文献是后续研究的支撑。纵观现有文献资料发现,大部分研究文献都指出,政治风险不单是由政治性因素引起的,其他诸如社会文化等因素同样会引起政治风险的发生,很多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维度读政治风险进行分类类。关于政治风险的研究以定性的宏观分析居多,微观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结果也不一致。而且国外文献大多是基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对我国企业缺乏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及其区位分布,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存在一个特殊性,即高度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在此特殊国情之下,选取了政治风险的6个构成因素,分别是军事干预政治、民主问责、法律秩序、腐败、政府稳定性以及政府管理质量,将其作为政治风险的替代变量。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依据已有的引力模型修正本文的计量模型,对选取的51个国家2007-2013年的面板数据使用Eviews9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假设。此外,将对华关系作为调节变量,利用SPSS20进行了层次回归分析,探究其是否对政治风险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间的关系产生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法制、腐败、政府稳定性和政府管理质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东道国法制程度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法制程度低的国家(地区)。我国目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各方面条律都有待完善,企业长期处于这种经营环境之中,更偏向于法制差异较小的国家(地区)实现跨国经营。东道国腐败程度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地区)。东道国腐败导致经营环境发生扭曲,导致交易成本增加,投资者对其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越小。东道国政府稳定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政府稳定性差的国家(地区)。东道国的政府稳定性越差,就越希望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从税收等角度增加财政收入,以此来巩固其政府稳定性。因此,东道国会出台一些吸引外资的政策,而我国企业也正是基于那些优惠政策选择对其进行投资。政府管理质量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政治管理质量高的国家(地区)。良好的政府管理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我国企业在东道国拥有稳定秩序的经营环境,减少经营阻力。对华关系与政治风险交互性的分析结果显示,对华关系不仅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削弱或替代政治风险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华关系与军事干预政治、法律秩序、民主问责三者的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华关系与军事干预政治、法律秩序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与民主问责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分别从政府政策和企业管理两个层面对我国企业政治风险管理提出几点对策:政府方面应该扩大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范围,建立良好的对华关系,并且继续推进我国法制程度的完善和优化,创造良好的母国经营环境,同时确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模式,加速建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的进程;企业应该提高风险意识,培养风险管理企业文化,并且企业投资之前要进行风险评估,建立风险预警,还可以采取区位选择策略和分散化投资策略来降低政治风险,减少企业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