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的严重冲击，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运行，2008年末，中国政府提出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提出十大行业振兴发展规划，因而，我国商业银行2009、2010年信贷投放力度明显加大，出现“天量”放贷。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发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Ⅲ），确立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新模式，其中包括大幅度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的要求。2011年中国银监会出台了Basel Ⅲ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计划构建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的银行监管框架体系，提出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的更高的监管要求，以及各类监管指标的达标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2009年以来，中国各商业银行由于信贷资产的超常增长，在监管资本约束下主要采取定向增发、配股、可转换债券、次级债券、混合债券等多种方式集体补充资本，这种资本补充的周期性一方面说明商业银行树立了较强的监管资本约束意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银行资本管理和资本规划的水平还有待提高。中国银监会下发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也指出，为实现资产与资本、核心资本的匹配增长，各商业银行要制定科学、可行的资本管理规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对上述新的发展要求做出及时的反应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如何通过改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比率，强化资本约束意识，改变以来信贷资产规模扩张倒逼补充资本的资本补充模式，进而提升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能力，提出以内生积累为主的可持续资本补充方案，丰富有关资本结构的金融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内涵.本文首先分析了账面资本、权益资本、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4个不同角度的银行资本概念，提出了广义和狭义的银行资本结构层次体系，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脉络。第2章简单回顾了资本结构的相关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介绍了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中RAROC、EVA的理论基础。第3章在引入经济资本概念的前提下，分析得出适用于一般企业的资本结构理论同样适用于以货币为主要商品的特殊企业——商业银行。此外，从银行资本结构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入手，得出商业银行在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即股东、经理人、债权人和外部监管机构的4方博弈，但由于无法对财务危机成本和代理成本等影响因素进行准确估计，故最优资本结构的比率是无法依靠纯计量的方式得出。因此第4章在未考虑危机成本和代理成本等影响因素的情况下，通过分析Basel Ⅲ对商业银行一级资本的影响，预测出商业银行中长期资本缺口，构建了以外部监管机构、债权人存款为主要变量的最优银行资本结构模型。第5章以次贷危机后的资本集体补充阶段为重点，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调整实践进行分析，在借鉴了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监管部门与代表性银行的资本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以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再融资困境为出发点，以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资本积累为主要理念的中国银行业资本结构调整理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