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先秦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而非文学家；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生活和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精髓,亦非文艺理论范畴。但是孔子所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却成了文艺理论中“文质统一论”的滥觞。刘勰是南北朝时候的文学家、批评家,所著《文心雕龙》一书被认为是中国成书最早、对先秦以来的各种文学相关论点概括最完善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对各种文体有全面总结,对文学理论也有全面论述。针对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理论,刘勰提出“文附质”“质待文”、“文不灭质”、“为情而造文”之说,理解其内涵,正是“文质统一”的文艺理论。从孔子与刘勰的生卒年来看,两人所处的时代相隔一千余年,联系两个时代,便可考察文质论从孔子至刘勰的生成之路。一个理论的趋向成熟必先经酝酿、吸收、影响、融合的过程。本文以儒家思想为经,以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为纬,探讨从孔子至刘勰的这一段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文质论的生成。　　 孔子的思想言论主要记载于《论语》一书中,故本文归纳《论语》中出现“文”“质”二字之篇章以析其义,并从孔子的人格特质、思想观念和处世态度分析其“文”与“质”的思想内涵。孔子一向强调个人品德的修养,重视个人内在的实质,而人内在的德性要转化为外在的德行,其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可通过礼来实现之。因此孔子的“文质彬彬”说,是定义君子于受礼乐文化的熏陶,又具仁的内涵；拥有美的外表,又具善的内在,这就是文质统一论最早的依据。孔子之后四百多年,汉代扬雄所著《法言》一书有“事辞称则经,华实副则礼”的理论,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出一辙。至东汉有务实尚用的王充推崇“外内表里,自相副称”的创作理念,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文质彬彬”之说于文章的论著之上,其文质论比起扬雄更向文艺理论的范畴迈进一步。西晋陆机说明写文章应用心于巧妙内容的构思和华美辞藻的运用,阐明了文学创作过程的特点。在行文讲究形式的魏晋时代,陆机透过华美辞藻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发挥其“意称物”、“文逮意”的观点,往上衔接孔子、扬雄、王充,往下启发刘勰,使得文质论的发展轨迹更为清楚。同时期葛洪的文论主张虽无太大新意,但可加强对两个现象的说明,即儒家思想传承的纵向影响和时代文坛风气的横向影响。本文依次从扬雄、王充、陆机、葛洪四人的著述和言论中探讨“文质论”发展的轨迹。　　 至南北朝的刘勰,本文先从学术层面剖析其文质观,再探索其文质理论在文学层面的呈现,这亦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证明文质理论从孔子的德性修养层面转化至学术性层面再落实至文学创作中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至此,“文质统一论”作为文艺理论之范畴可说已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