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国政府推崇多样化的社会治理方式,社会企业的重要性在公共服务领域日益凸显。这些年来,我国社会企业蓬勃发展,但比起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企业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过去有许多学者分别从发展路径、社会环境、合法性困境、社会组织转变成社会企业等方面进行研究影响社会企业发展的因素,但鲜有学者研究政策工具与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创新性,从不同性质政策的出台为切入点判断其对社会企业数量的影响,探究不同政策法规影响下社会企业的发展数量及质量的变化。成都市是国内第一个出台专门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城市,并且在社会企业的培育上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基于此,本文选择了以成都市的20个区县的社会企业发展状况,分为了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并将所有的政策法规以政策工具的分类方法分成了放松管制、监督管理和培育发展三个大类,并细化成九个小分类。并且考虑了政策的滞后性的影响因素,对每一期数据进行滞后性研究,以此研究不同政策法规对社会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培育和放松管制政策对社会企业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而监管性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企业数量的发展。但从质量维度来看,三类政策对于社会企业质量的提升都富有积极影响。据此,本文针对成都市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放松管制类制度上,政府首先应完善注册认证制度、财税支持性政策、积极为社会企业开辟多元的融资渠道、建立专向资金扶持社会企业发展;在监督管理类制度上,政府应当建立专职的监管监察部门,并且开发直接监督与间接监督相融合的新模式;在培育发展类制度上政府应培育良好的社会企业发展文化环境、关注专业人才培养、注重学术科研平台的搭建等等。整体而言,在社会企业发展初期适宜采取宽松的监管政策,并且搭配合理的政策组合,逐步建立起既标准又专业、既科学又规范的本土化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