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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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农村社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农业“大跃进”是“大跃进”运动的先声,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开展,工业领域也开始大搞跃进。钢铁作为“工业元帅”,是国家快速推进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早日达成“超英赶美”的目标,不断提高的钢铁产量的生产指标,并将钢铁生产的任务逐层下派,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逐渐发展为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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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农村社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农业“大跃进”是“大跃进”运动的先声,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开展,工业领域也开始大搞跃进。钢铁作为“工业元帅”,是国家快速推进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早日达成“超英赶美”的目标,不断提高的钢铁产量的生产指标,并将钢铁生产的任务逐层下派,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逐渐发展为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但由于原材料紧缺等原因,部分地区为了完成任务指标,甚至发动群众“砸锅献铁”,以确保按时完成生产任务。随着基层砸锅炼铁形势的发展,生产任务逐渐具有政治色彩,基层干部却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离既定目标的异化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变化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选取山东省H镇作为调研地点,以“砸锅献铁”运动下亲历者的口述史调查资料为主要依据,以相关的地方志等档案材料作为辅助材料。论文以大炼钢铁中的“砸锅献铁”运动下基层干部的政策执行行为作为具体的分析对象,从官僚自主性的角度入手,对基层官僚的政策执行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以此来分析政治高压形势下基层官僚行为转变的内在逻辑。经研究发现,当生产活动被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对待时,大炼钢铁运动就演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面对着自上而下的强问责压力,基层干部在政策执行的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约束影响,不得不权衡考量多方面利弊得失,这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国家政策的执行偏离既定的轨道。随着自上而下不断变化的问责压力,必然会引起基层干部内生的自主性的变化,从而影响基层官僚执行行为的选择,甚至出现偏离既定目标的异化行为。正是基于此,基层干部才会在“砸锅献铁”的运动中表现出“砸锅”、“藏锅”以及“分锅”的不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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