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和《情感之旅》的文类风格与]8世纪中叶英国小说传统之间的异质性一直是斯特恩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由此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斯特恩研究专家对这两部作品的文类定性与所属文学传统的争议和对话。但已有研究大多根据作者意图来界定斯特恩作品文类属性,缺少对读者接受维度的考察。本文从文学接受研究的视角重新思索斯特恩作品与18世纪中叶小说传统的异质性及其文类定性问题。基于对斯特恩作品所展现的作者创作与读者接受的互动关系的特殊性的分析,以及对已有的文学接受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本文融合汉斯·罗伯特·尧斯的接受美学和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思想,建构了审美和文化双维度的场式生成结构文学接受研究模式。这一模式较以往的研究模式有三点突破：一是提出了评价读者概念；二是完善了生成结构的研究方法；三是融合了文学性和社会性的双重视域。立足于该研究模式,本文将斯特恩式协商,即斯特恩与评价读者的协商,置于18世纪中叶讽刺文衰落和小说兴起的整体结构中,从文类协商、叙事协商和道德协商三方面,对斯特恩作品的异质性及其文类属性进行阐释。文类协商表现为斯特恩与三类真实评价读者之间围绕《项狄传》的文类属性而进行的协商。他们的协商呈现出18世纪中叶文学场中文化维度的结构性关系。这一结构性关系以斯特恩与评价读者的协商为动力,展现出小说和讽刺文的主导与边缘的文化力量对比关系。称之为文化维度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斯特恩与之协商的三类真实评价读者分别是出版商、文学俱乐部和文学评论期刊,斯特恩与他们之间的协商是基于文化资本获取与象征权力实施；第二,讽刺文与小说之间的等级关系是以讽刺诗人群体和小说家群体的边缘和主导的社会位置关系来呈现的。从斯特恩与真实评价读者的协商来看,斯特恩最初将《项狄传》定位为讽刺文,但评价读者促使他逐渐剥离讽刺文特征,并将小说文类风格融入其中,最终在《情感之旅》中彻底转向小说文类表达方式。这一协商过程展现了小说兴起以及小说对讽刺文吸纳的历史语境。叙事协商表现为《项狄传》文本内部的作者与评价读者关于叙事形式的协商。两者的协商呈现出18世纪中叶文学场中审美维度的结构性关系。之所以称之为审美维度,原因如下：第一,作者与评价读者的协商表现为文本内部的潜在作者与潜在评价读者的协商；第二,协商的内容是关于读者期待视野中小说文类的叙事规约；第三,协商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文本的内在属性之中。从对《项狄传》中的作者-读者对话现象和前进-离题情节模式两个独特的叙事形式的分析来看,斯特恩在这部作品中混合了小说与讽刺文两种属性。如果以斯特恩与三类真实评价读者的协商而产生的结构性关系为参照的话,那么,《项狄传》文本中的作者与评价读者的协商表现出逆反生成结构,即以显在的讽刺文叙事方式挑战和违反小说文类叙事规约的特征。这种挑战不仅违反了小说叙事常规的审美内涵,而且违反了其中所隐含的道德内涵。这为评价读者的否定性接受以及斯特恩在《情感之旅》中的创作转型埋下了伏笔。道德协商表现为《情感之旅》文本内部的潜在作者与潜在评价读者关于道德主题的协商。两者的协商也呈现出18世纪中叶文学场中审美维度的结构性关系。这一审美维度与“叙事协商”部分的区别是其协商的内容是小说文类的道德规约。《情感之旅》中作者与评价读者对话的意识不是以《项狄传》中极为明显的作者-读者对话现象呈现出来,而是叙事过程中隐含了对《项狄传》缺少道德意识的矫正。《情感之旅》在道德感和道德行为再现方面呈现出道德说教内涵。斯特恩并非通过《情感之旅》的创作转型完全顺应评价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是将讽刺文方式转化为隐匿的反讽风格对道德实质进行质疑。如果以斯特恩与三类真实评价读者之间协商而产生的结构性关系为参照的话,那么,《情感之旅》文本内部的作者与评价读者的协商表现出顺应生成结构,即小说文类属性占据主导,讽刺文属性退居边缘。这标志着斯特恩正式融入18世纪中叶小说传统之中。通过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发现,斯特恩式协商表现为18世纪中叶文学场中文化维度和审美维度的作者与评价读者协商关系。审美维度协商关系分别表现为《项狄传》中的逆反生成结构和《情感之旅》中的顺应生成结构。从逆反到顺应这一历史性结构变化过程与文化维度所表现出的结构之间存在同构对应关系。在审美和文化两维度的结构性关系的两相生成与参照中,本文发现斯特恩作品异质于18世纪中叶小说传统的原因是,斯特恩在与评价读者协商过程中混合了讽刺文和小说两种文类属性。这包含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过程,斯特恩在两部作品的创作转型中逐渐消减讽刺文属性,最终融入小说传统之中。斯特恩的两部作品见证了18世纪中叶小说文类的兴起包含了对讽刺文的吸纳过程。而小说能够吸纳讽刺文的原因是,与讽刺文的“秩序破除”倾向相比,小说所表现出的“秩序建构”倾向满足了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构稳定和谐社会秩序的需要。对斯特恩式协商的个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第一,作者与评价读者的协商可产生文本意义；第二,作品的不同生成结构可建构文学史的发生脉络；第三,文学的文学性和社会性可综合在一起对作品进行考察。同时,审美-文化双维度的场式生成结构研究模式可用于处于转折裂变时期的作家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