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后,扩大了受贿类犯罪主体范围,对实践中新涌现的腐败现象予以惩治,进一步严密了贿赂犯罪刑事法网,履行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顺应了国际反腐败斗争的趋势,彰显了国家对于腐败犯罪的打击决心。由于学界及实务界对于本罪的主体、客观方面、犯罪既未遂标准、与受贿罪共犯的区别认定存在争议,导致实践中适用困难。本文从实际案例出发,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司法认定难点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约1.8万字。第一部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司法认定难点。本部分主要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认为“近亲属”范围应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保持一致。对于“关系密切的人”应重点把握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应采身份论来予以认定,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可以作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第二部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司法认定难点。本部分主要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中不正当利益如何理解、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属性,认为不正当利益包括实体违法的利益、程序违法的利益、违背公平公正原则谋取的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属于客观要件。第三部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既未遂标准的司法认定难点。本部分主要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既遂、未遂标准,认为本罪既遂以达成交易协议为标准。第四部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区分的司法认定难点。本部分主要研究本罪与受贿罪共犯在司法实践中的区分问题,认为在认定受贿罪共犯时应把握共犯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通谋,以及通谋产生的时间。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反映了刑事立法的时代性、科学性、发展性,但仍有争议问题待司法解释予以完善,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够对司法实践提供帮助,更好的打击贿赂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