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颁发后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转型实施区域与生态宝库,其战略制定与政策发布也必定紧跟国家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及引领高质量发展主力军”。随着战略迅速实施,主要矛盾也逐步凸显:收入悬殊、就业与教育机会不均等、自然资源消耗过快、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加重,使得长江经济带距离实现其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2020年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再次表明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且社会大局稳定,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强调“十四五规划”要注重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社会公平与生态环保工作任重道远。在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选择包容性绿色增长方式,达到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协调共赢,以此实现更好的高质量发展。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2004-2018年相关数据为基础。首先,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及测度评价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然后对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城市群的包容性绿色发展变化趋势进行数据描述与分析;其次,运用超效率EBM（Super-Epsilon-Based Measure）模型结合GML指数（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进行测度与评价,结合Arc GIS、Geo Da等软件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并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最后,采用FMOLS估计及空间面板分位数模型识别6个因素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方向及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在2004-2018年总体呈交错式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14年为上升的关键性节点,根据指数分解情况来看全域技术效率退步仍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较大的阻碍作用。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间发展并不均衡,其中下游城市群增长趋势显著,上游、中游城市群城市则呈互相追赶态势;（2）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不仅空间异质性分布特征显著,且包容性绿色增长较高的城市主要聚集于经济发达中心或生态建设示范区域,数值较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或重工业主导地区。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在全局空间存在正自相关性,局部存在聚集现象与溢出效应;（3）均值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政府参与、科技投入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正向影响依次减弱,产业结构为负向影响,人口分布及能源消耗则无显著影响;空间面板分位数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高分位点城市具有更强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除对中分位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推动作用外其他分位点处均为显著负向影响,人口分布在不同分位点处影响方向有一定差异,能源消耗除在低分位点产生正向效应外其他分位点处均为显著抑制作用,科学技术在各分位点处均成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参与对中高、高分位点城市正向影响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