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出版业经历了六十年的风雨历程,我国的出版单位也经历了事业单位管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公司制改造的发展与演变过程。由于出版业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特征,出版业长期以来受党和政府机关的重视,被过分地强调了其政治和教化功能,而出版物的商品性这一重要属性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并强调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由此以后,出版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我国文化产业成长期的主导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出版业作为我国的朝阳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必然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出版业的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我们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虑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出版业必须“走出去”。而今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正面临着五大问题：我国出版业作为国家垄断产业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产生的阵痛一直没有消失；外国出版巨头开始涉足中国,我国出版企业的实力无法与之匹敌；缺乏出版业“走出去”人才、版权贸易人才、翻译人才,成为我国“走出去”的瓶颈；新技术的不断出现改变着全球人们的阅读习惯；我国的出版行业组织、版权中介机构还远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001年我国加入WTO,这对我国出版业而言既是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我国出版业如何抓住机遇、大力改革、加快发展,同时提高我国出版企业的实力以实现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的转变,是摆在所有从事出版从业人员面前的艰巨课题。本文结合我国出版业发展状况,通过研究和分析,探讨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的系列问题,以下简要介绍全文内容。首先,本文对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许多制约因数进行了概述。具体表现在：中国出版业正在按中央要求进行公司制改造,具备条件后可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这一改革正在全面推开；国内出版市场尚未完全放开,作为国家特许经营的出版企业,经营风险较小,获利空间较大,“走出去”开拓国际业务动力不足,或心有余而力不足,造成“走出去”的行动相对迟缓；分析了我国出版产业管理体制、市场结构以及出版集团、中介组织的弊端。其次,本文分析了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三种主要模式：一是出版物出口。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出版物实物出口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在西方出版物市场所占份额极小,影响十分微弱,需在增加外文图书的基础上,扩大营销网点和营销渠道。二是版权输出,这是当前我国走出去的主要形式,我国的版权输出从改进内容入手,力求突破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障碍,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让承载中华文化精华的出版内容通过版权贸易方式进入到西方主流社会。三是资本输出,即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让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可利用直接设立新设、并购海外出版企业等方式在海外成立出版公司,以此让我国的出版企业在跨国出版传媒的传统领地上争得立足之地。再次,本文借鉴了国外出版业发达国家诸如美国、英国、日本出版业“走出去”的模式与经验,通过分析发现,虽然美国出版物的输出重在强化资本的输出,英国的图书出口具有强大优势,日本的动漫产业发展与输出特色十分鲜明。但是它们也存在共性的特点：一是将实物出口、版权贸易与资本输出完整联合起来,齐头并进地促进本国的出版业“走出去”；二是克服三种瓶颈,包括本土语言的教育和推广、国际市场的选择以及本土化运作；三是利用三种动力,即以政府相关部门为驱动,以行业自身发展需求为起点,借高新科技相关领域之力量。最后,论文阐释了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对策：政府支持,从融资、税收等方面加大对走出去的扶持力度；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培养“外向型”的人才；打造走出去的主体,即采取上市、并购等方式将我国出版企业做强做大；利用新技术,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促使出版企业“走出去”等。全文在文化产业、文化多样性、文化软实力及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国情、依据我国图书出版业现状条分缕析,试图找到一条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发展之路,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及建议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