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西方社会学对着装时尚的研究可以归结为“阶级分野论”、“身份认同论”、“集体选择论”和“文化生产论”四个视角。首先，这些研究都是在西方社会逐渐脱离封建专制，个人日益取得行动自由，市场机制主导经济活动的宏观背景下而形成的，属于市场化条件下的时尚理论;它们主要从个体的、集体的和阶级的层面出发，没有涉及国家层面的剖析，没有论及全能主义背景下，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运作机制。其次，按照分析层次，这些理论可以分为宏观的结构和微观的行动两种不同的视角。前者把着装时尚放在宏观的社会结构等背景下进行考察，强调宏观制度和结构对人们着装时尚的制约和影响;后者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把着装时尚看作是行动者展现个性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是个体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的产物，而西方时尚社会学理论没有凸显结构和能动两种视角的结合。　　在中国大陆，建国后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着装实践也经历了一个从全能主义之下国家主导向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自由选择的过程。服装是集体意识的反映，从“文革”至今，中国人服饰的演进，实际上反映了伴随社会结构转型而来的集体意识的转变，而国家权力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在集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中着装实践的研究可能发现独特的服装时尚类型、影响因素以及运作逻辑，修正并丰富源自西方社会的时尚理论。　　本研究以“文革”期间广东地区服装时尚为叙事背景，在对大量访谈资料、文献资料和图片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文革”期间，全能主义背景下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个体的着装时尚产生了什么作用？人们在这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中采取了哪些着装策略？考察现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变迁，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社会现实，我们发现:“文革”期间关乎“时尚”的概念是由国家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定义，具体来说，国家及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但界定了当时经济结构的合法性，而且确立了一整套社会规范，包括个体的日常着装规范。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体能动的边界只能限定在主流社会规范框定的区域内，个体可以在设定的框架内对自身的时尚观念和着装实践进行适度的调整。　　本研究首次将“国家”变量引入着装时尚的研究，探讨了在“文革”时期国家取代市场，市场几乎不存在这种非市场化条件下的着装时尚的运作逻辑，对人们在这一特定时期，特殊情境下的着装实践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并对源于西方的着装时尚理论做出本土化的回应。本研究认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着装行为，是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表达阶级归属和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实践活动。结构和能动都会影响到个人具体的着装行为，本研究从结构制约和行动者身份建构的双重视角剖析了“文革”时期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着装行为，归纳了全能主义背景下个体的着装逻辑和国家对个体着装的控制逻辑。此外，中外关于时尚的现有研究，都缺乏对全能主义体制下的日常生活中的着装时尚的足够重视，而着装时尚的理论解释都没有建立在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衣着实践的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本文以65宗访谈个案为基础，侧重研究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活生生的着装时尚，积累了比较扎实的实证资料;另一方面，本研究对“文革”期间广东居民着装时尚的研究，揭示了毗邻港澳台的广东在“蓝蚂蚁”时代，着装时尚中特有的区域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