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必须遵守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规定和我国的现实不相符合，在理论上存在很大的缺陷，在实践中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公司当然应该遵从一定的道德规范，但是提升公司的道德不适合采用法律的手段。这是因为道德与法律是不同的。混淆道德与法律，有时会在实践中引起严重的冲突，最终难以解释。社会公德可以也必须作为法律的要求，因为这是道德的底线，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底线，违反的结果将为社会所不容。但是在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尤其是社会道德以法律形式适用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商业道德是职业道德的一种，适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行业协会以及商人法庭的裁判。制定和评价商业道德绝不能离开商人和商人所生活的商事领域。商业道德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确实不具有明确清晰的内容。商业道德也必须在商事领域，甚至往往是具体的行业中自行解决，自生自灭。商业道德只是可以提倡，但列入公司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是不适合的。无论遵守的益处如何，法律都不能强迫公司这样的营利性主体必须做到。一般人道德标准下的商业环境不仅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实现，同时那样的环境将使公司难以运作，交易不能实现，经济变得死气沉沉。 我国的社会责任理论内容模糊，缺乏细化和可操作性。这种不足作为一种法学理论是可以接受的，也对社会无害，但一旦被写入法律，问题就起了根本的变化。社会责任理论的支持理由不足，更不能解决实际中的问题。作为强制性规范，理由不充分，现实中也难以实现。表面上是要不要规定公司的社会责任的争论，实际上还是中国是否具备公司社会责任的条件的争论。我国现阶段尚不具备必要的条件。如果有了执法严格、秩序良好的经济环境，公司即便存在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想法，也将顾虑法律的制裁而停止，同时它又能以合法的方法获得利润，不良的行为自然绝迹。如果在不良的经济环境中，公司即使富于社会责任感，也或是为获得更多利益，也或是为了维持生存，也会进行损害社会经济利益的活动。社会责任论者所指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寄希望于要求公司的社会责任，从内部提升公司对社会贡献的愿望，以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行的。在“补课主义还是同步主义”的问题上，采取补课主义更符合我国的实际，也就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初级阶段，而把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公司立法经验作为我们借鉴的重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入高级阶段，再重点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司立法经验。本文不反对在适当的时候对公司的营利性进行一定的限制，限制的同时，激励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守法的公司给予其他方面的补偿和奖励，这在我国的立法中一直比较欠缺。但是当前是否有如此迫切的需要加以限制，以及社会责任是否是最佳或者唯一的选择，是有很大疑问的。本文甚至不反对社会责任，但认为社会责任是一种立法理念，理论上的意义仅仅在于作为限制营利性的依据。 对公司进行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将造成两者在施行之中存在共同的潜在危险，造成共同的社会问题。这些危险和问题包括：极有可能被滥用、打压投资者的热情、影响问题的真正解决。所以，公司的营利性必须被重申。公司公益性行为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追求利润。强调营利性并不必然造成道德低下，危害社会的结果，或者说强调营利性与无道德、无责任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 在我国的现阶段，公司的基本性定位仍然是营利性组织，首先是一个商事主体，不可以被赋予过多的，尤其是不确定的社会义务。法律首先要保护公司的合法收入，防止对公司的不正当行政、司法干预。只要是企业的合法收入，就要保障其使用的自由，是否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是企业的权力。这种自由也是公司愿意扩大生产、引进资金的保障。进一步说，企业实现了营利，必然会有利于就业和社会的稳定，至少可以保证失业人口不会增加，进而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公司是商事领域的公司，公司的目的就是营利，公司也永远需要拥有在商事领域处理一切事务的最大自由，这既是公司的权利，也是经济活动的需要。商事领域也首先是公司，以及一切营利性组织和个人的商事领域，所以国家、其他组织和法律越少涉入越好。在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乃至构建社会和谐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