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起源于《国际商事示范仲裁法》（以下简称《示范法》）~1因需充分考虑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仲裁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公正的情况下,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对仲裁庭操控仲裁程序的权力进行制衡。~2在我国,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称北仲）在2004年引入了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标准~3,且将仲裁最低限度程序定义为当事人的陈述权与辩论权。2005年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也引入了该项标准。~4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称《仲裁法》）第47条只明确了仲裁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有权进行辩论,而既没有赋予仲裁庭就仲裁的裁决事项适当进行仲裁的权力,也未对平等对待当事人原则作出规定。客观来说,我国仲裁制度的起步较晚,现行的仲裁制度不能够充分满足人们对于公正、效率、经济地解决纠纷的需求。为此,从仲裁司法审查视角,笔者梳理了2016-2020年间当事人申请撤销/不予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案件,归纳得出内地仲裁最低限度程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5,在此基础上,引入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探究内地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的完善路径。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五章。在引言中,着重介绍了内地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的研究现状与域外国家对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的探析,以及论文的选题价值,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一部分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的内涵界定及历史嬗变。在该部分,笔者通过在知网、谷歌学术、百度学术对文献进行检索及梳理后对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的内涵进行界定。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为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给与各方当事人合理的机会陈述案件并抗辩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工具性与目的性两个方面。第二部分内地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运行的困境。该部分以仲裁司法审查为视角,笔者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陈述”“辩论”为关键词检索当事人申请撤销/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筛选出32个案例。通过对32个案例的分析及归纳整理,揭示出内地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的困境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影响当事人人陈述权的行使;第二,制约当事人辩论权的行使;第三,对异议权默示放弃的判定标准不一。以上三点为后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部分沟通理论的引入与证成。哈贝马斯认为,沟通理论的核心是自主、平等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言语有效性为基础处理冲突,达成理性共识的过程。该部分在阐述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的同时,将该理论引入至内地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以保障仲裁庭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完善当事人陈述辩论权的行使,并从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防治程序异化、彰显仲裁效率和增强裁决的可接受性角度予以证成,为后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沟通理论在实践中的运作。该部分阐述沟通理论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仲裁程序运行的三个阶段,庭前、庭中与庭后,主张运用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对这三个阶段重新作出规范,以加强当事人与仲裁庭的对话,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与辩论权。第五部分沟通理论的实践保障。该部分首先提出对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的制度保障,完善仲裁的相关立法及仲裁规则。适当借鉴国际相关做法,在修订《仲裁法》时,增加仲裁最低限度正当程序的条款。当事人的陈述权及辩论权被剥夺或受到侵犯时,可以该条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其次,健全相关保障措施如健全仲裁程序中的送达。最后,强调应当健全异议权默示放弃制度等,确保当事人陈述权与辩论权的合法、规范的行使,达至既定的仲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