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上弥生子是经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女性作家,拥有近百年的人生阅历,曾是世界文坛最高龄的执笔作家。篠田一士、大冈升平、小田切进等都曾评价野上弥生子为夏目漱石最忠实的继承者,其中甚至有称赞其才能在夏目漱石之上者。野上弥生子是否超越夏目漱石此点不在本论文论述范围之内,但这些赞誉无疑是对野上弥生子可与夏目漱石比肩的文学才能的肯定。野上弥生子所作《海神丸》不仅是其漫长文学生涯中的转折大作,亦是大正文坛乃至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作品。《海神丸》是日本近代史上首次讨论食人话题的作品,描写极限生存状况下的人,思考其中的人性与伦理问题。小说根据作者弟弟（小手川武马）书信中讲述的1916年末发生于故乡（臼杵）的高吉丸海难事件改编,除船遭遇海难、船长外甥被杀和船员因金比罗神显灵获救之外,其余均为作家本人创作。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文学评论家本多秋五对贯穿《海神丸》全篇的规范、楷书式的现实主义赞赏有加。日本文学界也对其进行过诸多研究与讨论,主要围绕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小说与事件原型的对比探究、作品主旨、作品在日本文坛以及野上文学中的位置等论题展开。此乃本论文的基石与灵感来源。纵观国内,虽有关于野上弥生子《真知子》、《迷路》等作品的先行研究,但对《海神丸》文本本身的研究却只有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马琴的硕士学位论文--《解读〈海神丸〉里的“善”与“恶”》一篇,其余均停留在作品简介与评论层面。此为本论文的出发点与意义所在。本论文由三章构成,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并加以分析的方法,结合时代背景与作家经历,以作品中的“以食人为目的杀人到“水葬死者”的故事情节为切入点,旨在探究文本与日本近代社会、大正教养主义的关联性;并进一步探讨野上弥生子创作食人主题小说的意图;解析文本中蕴含的作家带有近代性的人性观与伦理观。第一章着眼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分析八蔵与五郎助以食人为目的杀害三吉的前因后果。生存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也是为了人类更美好更长远地生存。且伦理道德层面探讨的对象是一定社会现状和历史条件下的人。漂流船上的八蔵与五郎助在饥饿无法得到满足的危机时刻,人性因遭遇生存危机胁迫而暂时表现出了动物性。杀人、食人是人在危难关头表现出来的绝望的自救行为;虽是人性向兽性的短暂性退化,但不能将其归纳为人性的彻底泯灭。第二章关注八蔵与五郎助以吃其肉为目的杀死三吉却最终将其水葬的情节转换,分析放弃食人并水葬三吉的原因与寓意。八蔵和五郎助对三吉尸体的恐惧源于对生命和神灵的敬畏,金比罗神信仰帮助船长摆脱了动物性邪念的支配,最后金比罗神显灵三人获救则验证了神灵的实存。水葬三吉是八蔵由动物性向人性的回归,说明人性中善恶并存,人性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而非静态的描述。在八蔵即将重返人类社会之际,其人性也在慢慢觉醒。第三章将文本分析与日本社会、大正教养主义相结合,捕捉野上弥生子作品中展现的人性观和伦理观,探究其对日本近代化与近代人的认知。野上弥生子对饥饿的理解并未停留在肉体层面,而是将其与精神领域结合起来,从而思考如何开创在日本作为理念存在的近代化这一问题。可以说这与渡边船长克己的伦理要求并非绝缘。渡边船长崇尚理性与科学的同时并未摒弃对宗教及对日本传统的信仰,这不仅是野上弥生子个人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日本近代社会的群像化写照。野上弥生子通过《海神丸》和《大石良雄》这两部作品,由之前的情绪主义、情感主义式的人物描写方法向描写现实的、与描写身处时代和社会的强烈关联之中并在其中不断纠葛并确立自我的人物塑造方式转变。从其大正后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野上弥生子有意将社会性视角应用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之中。野上弥生子在《海神丸》中主张正视个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激发不受规范束缚的自由灵魂;还要积极突破前代伦理观的桎梏与科学决定论带来的虚无思想,在多彩缤纷、积极向上的氛围之中追求自我、体验人生。野上弥生子将基督教的自我克制与目的合理性视为日本由内而外推进近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气质。她认为内在的精神变革才是近代人获取自由、实现自我的前提;人的内在本性在自然面前被唤醒,反而有利于其更好地认知自我。野上弥生子主张要与近代精神中直接表白自我的情感主义告别,并提出通过追求知识、教养等内在精神来获得自我实现。野上弥生子在《海神丸》中描绘了自己心中理想化的近代人物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