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划分财政,建立了“事权下放、财权上升”的分权体制。长期的收入与事权不匹配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财政收支缺口,各省市为了更好的发展大多凭借隐性举债、违规担保等手段弥补收支缺口。其中债务可大致分为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由于隐性债务的归属界限较为模糊,造成了在早期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的大量积累。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颁布后省级政府被赋予了限额内举债的权力,地方政府开始将前期的违规隐性债务置换为如今以法定形式存在的地方政府债券。至此表外债务逐渐向表内债务转换,各省的债务、债券发行额及还本付息情况进入预算决算表,受到公众监督。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通过区域金融系统扩散到周边地区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了解各地方的政府债务风险与区域性金融风险大小,明确二者在经济运行主体部门间的传播途径以及二者间的影响关系有利于强化风险的管理。本文在梳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成因、表现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运行主体四大部门间的风险传递渠道。并以2012-2021年间30省市的数据为样本,测度了各省份的省级债务风险与区域性金融风险大小,同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两风险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使用门槛模型研究了两风险间是否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缺口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二者间的影响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缺口的门槛效应,即两风险间的影响为非线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