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奈达翻译理论与接受美学为指导,以政治文献的不同译本为研究语料,以修辞日译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译本对比、量化统计、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探讨“译者—读者—社会”接受链上各环节的接受现状,并得出政治文献修辞日译策略。以期服务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提高中国声音的传播效果。上述政治文献为《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及其日译本『人類運命共同体の構築について』、『習近平国政運営を語る』（第一巻）、『習近平国政運営を語る』（第二巻）、『習近平国政運営を語る』（第三巻）,并以其中的相同篇目作为研究语料。上述文献作为当代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其外译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借鉴奈达提出的翻译研究中文艺学、语言学及交际学观点,结合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期待视野”、“对话交流”等观点,明确了本文“译者接受-读者接受-社会接受”的研究框架。通过统计政治文献中修辞的日译方法,明确了影响译者接受的内外部因素;基于读者问卷调查,厘清了读者的定向期待及创新期待并提出日译策略的优化途径;根据客观数据,还原了政治文献日译本的社会接受现状并提出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之道。在译者接受的分析中,以修辞日译作为切入点。接受美学认为修辞方法是文本在语言层面的“召唤结构”之一。政治文献源文本中的“召唤结构”既是吸引读者阅读的有效机制,也是不同译者采取多元翻译策略选择的机制。经分析,两方译者在接受过程均以召唤结构再现为主。体现了国家翻译机构译者在对外翻译过程中以源语为导向,向译入语国家输出“新范畴”、“新表述”,促进两国文化语言交流的翻译理念。就两译本具体差别而言,《共同体》译者在接受上,着力还原源文本的话语风格,以较为简洁流畅的方式对外传播中国修辞;《治国理政》译者在接受上,显著采用增补法以连接其预期读者的视域,力求缩短译文读者与译文本间的审美距离。译者接受主要受修辞内部因素及修辞外部因素的影响。修辞内部因素体现在源语依赖性、内容共享性及内容核心性。修辞外部因素体现在译本预期功能、译本预期读者、译者审美倾向。其中修辞内部因素的影响使两方译者接受方式趋于一致性,而修辞外部因素则是导致两方译者接受方式呈现差异性的成因。在读者接受的分析中,主要依靠问卷调查及读者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明确政治文献日译本读者的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以厘清政治文献修辞日译之“度”。基于译文对比分析结果,译文读者的定向期待主要产生于其既往的修辞习惯,作用于语义、结构、审美三大层面。而其创新期待主要作用于语义及审美两个层次,主要产生于其对异质文化的求新意识。基于此,提出读者定向期待之趋同修辞策略及读者创新期待之趋异修辞策略。同时,在问卷及访谈过程中发现当前日译存在的相关问题,如搭配不当、主语不明、行文冗余、语义色彩等问题。在社会接受的分析中,通过政治文献日译本的馆藏数量、书评及座谈会、学界征引等三方面分析了其在日本的社会接受效果。首先,政治文献中文版本及日译本所藏图书馆以大学图书馆为主。其二,政治文献日译本在日本的书评基本集中在专业读者。其三,在学界征引方面,政治文献日译本出版时间不久,便受到日本学界的关注,是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参考及引用的主要资料。蕴含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修辞日译文对译入语国家而言是其理解中国的途径之一,有助于形成钦慕式认同。基于修辞日译源点、修辞日译内容、修辞日译受体、修辞日译传递环境四个方面提出对日话语体系构建策略。政治文献日译及接受的对话交流过程中,各环节及影响要素呈现动态的交流互动关系。通过译作不断地生产,对话交流过程的各环节不断优化,译者根据读者接受效果及社会接受效果不断提高译文可接受性并优化译作传播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