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佛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主持的定县“农民戏剧”实验无疑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贴有“农民”这一标签,它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带有农民本位色彩。然而事实正相反,在定县“农民戏剧”实验中,原本应当被视为主体的农民却一直处于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作为领导者的知识分子。在定县“农民戏剧”实验中,农民与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身份对应着不同的剧场身份:前期是观众与演员,后期是观、演群体与编、导群体。全新的身份体系是由知识分子设定的,在这种新的身份关系中,知识分子掌握着主导权。但这场戏剧运动毕竟是在“文学大众化”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又冠以“农民”的名号,而另一方面,作为观众与参与者的农民也对戏剧及实验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农民这一因素也不可小觑。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戏剧”实验,其名与实的背后便是不同立场的对立与融合,“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相互缠绕。无论是戏剧本身还是这场实验,都属于社会活动,都受到政府管控,因此“政府立场”也渗入其中。对这些“立场”的剥离便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本文以《北平晨报·剧刊》《农民》《民间》为基础史料,通过对第一手史料的分析,还原定县“农民戏剧”实验的过程。通过分析戏委会对同一事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述,去伪存真,探寻戏委会一些行为的真实意图。依照流变过程与体式特点,本文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第一章为第一部分,在此章之中梳理“戏剧系”与“戏委会”间的继承关系,同时对“农村演剧”与“农民戏剧”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以期从血缘上证明“农民戏剧”不可避免的带有知识分子立场。第二、三、四章为第二部分,依照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特点,从理论阐发、剧本写作、演出实践三方面进行阐述。在戏剧理论部分,首先对戏委会所标榜的“农民性”进行归纳,同时对熊佛西进入定县进行戏剧活动的动机及戏委会所带有的新人文主义色彩、所运用的论争策略加以考察,揭露表层“农民立场”下所隐藏的“知识分子立场”。在剧本写作方面,依照创作、改译与改编这三种不同的手段,选取三个特殊的剧本,即版本最多的创作剧本《牛》,经过二次加工的改译剧本《哑妻》及完全意义上的改编剧本《纪念日》,以此证明写作过程中多重力量对剧作家的影响,尤其是农民与知识分子之外的另一因素——政府。在演出实践篇章,力图证明废除幕线这一创新是基于“艺术”并非基于“农民”,而“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互动式演出则是戏剧系时期探索的延续,是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