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2011年出版的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书中作者分析了中国的外交传统及其背后的思维模式，讲述了与几代中国领导人交往的故事，并解读了新中国重大军事与外交事件。该书的中文版本于2012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并荣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和年度必读社科类读物。笔者对比了该书的中英文版本，发现英文版本中一些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对中国军事和外交事件的评论在中文版中遭到删除，一些英文版中中性的评价在中文版中成为褒义的评价，本文试图从操控理论视角对这些翻译现象加以分析。　　二十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逐渐兴起，文化学派更多的关注翻译的非文本因素，将翻译研究置于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更广泛的环境中，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作为文化学派中的一个分支，操纵理论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是在一定目的指导下对原文的改写，其主要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主要受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因素的操纵。　　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为框架，分析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OnChina汉译过程的操纵。研究发现，诗学层面上，译者在译文中运用了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四字格以及同义词重复，同时拆分过长的复合句、变被动句为主动句;意识形态层面上，译者删除对中国领导人的消极评价、对中国内外政策和历史事件的片面观点，同时运用措辞法和增译法把对中国的中性评价变为褒义评价;赞助人层面上，赞助人通过发起翻译活动、挑选译员，及出版发行译本，取得本次翻译活动的控制权，从意识形态上对翻译过程加以干涉，使译文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研究发现，对于政治文本的翻译，译者应顺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标准，使翻译的作品能够出版发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运用删除、增译和措辞法等翻译方法来调和两种语言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使译文与目的语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致，同时，译者应从词汇、句法方面做出调整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的美学需求和阅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