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摄影术问世于1839年8月19日,不久这项技术便传入中国。在摄影术传入中国最初的60多年里,一直没有得到理性而系统地发展。上世纪20—30年代,摄影从业人员开始对现实生活进行思考与介入,促进了中国纪实性摄影的萌芽。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晚期,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下,记录性摄影报道洋溢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向上的时代精神,可也有题材和主旨的单一、对社会焦点、关注民生等方面的缺失。“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形成了这一时期纪实性摄影“高度政治化”的独特个性与风格。　　在长达10年的“文革”中,摄影艺术陷入空前的停滞、混乱、扭曲的状态。处于极端政治化时期,摄影成了“四人帮”宣传其政治阴谋的工具。在极左的政治话语权霸的重压下,这个时期的纪实性摄影,形式结构公式化概念化,内容形象单调平庸造作,难看出一丝人性、人道、人情的柔性,只有极端政治需要的“高、大、全、红、光、亮”。　　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主体的四五运动,堪称中国摄影的重大转折点。极左的高压下,摄影人勇敢地直击现实,以自己鲜明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以人性的关怀讴歌真善美,揭示极左势力反动的本质。非常的时代,以这种非常的形式,孕育出一批中国社会纪实摄影的优秀作品。　　从1977到2000年,是中国纪实摄影人本意义上的繁荣与提升期。在极左的“摄影霸权话语”艰难消解的前提下,摄影家沿着人性归复之路,以自觉的人文意识和批判精神,广泛深入地与历史、社会对话,将情感和立场融入到作品之中,越来越凸显出纪实摄影的本质。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社会制度逐渐健全,民主意识逐渐增强,纪实摄影也逐渐成了人们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公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社会纪实摄影家。他们的作品,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形式多样,角度新颖,主旨深刻,在人文精神的光照里,涌动着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是中国社会纪实摄影一个最重要的进步,一个了不起的发展。　　2000年后,新世纪为社会纪实摄影展开了色彩斑斓的时代背景。高速的“崛起”、一次次经济大潮的冲刷、全球信息化、东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和相融,让处在了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的社会纪实摄影显得异常的生机勃勃。人们财富的增长,导致纪实摄影队伍的迅速壮大。现代的数码相机与网络迅速的联姻,以不同凡响的实力,让纪实摄影的社会功能空前扩张空前深入。新一代的社会纪实摄影家更希望在作品里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特质和个人的观点。面对复杂纷繁的现实生活,他们习惯更细微的观察,注重所拍对象心理和情感的刻画与表达。面对这种纪实摄影语言形态,有学者称为纪实摄影“微观时代的到来”。　　当下,纪实摄影人需要对传统文化与中国纪实摄影的关系进行认真地思考,以科学的扬与弃的精神,面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同时摄影人要清晰地认识到,向西方学习,只是为了“借西济东”,以繁荣与提高自己的纪实摄影水平。　　纪实摄影的繁荣提高,当务之急,是要着力提高纪实摄影人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这才是重中之重。　　本文试图把中国纪实摄影的沿革清理出一条较清晰的发展轨迹,并对中国社会纪实摄影与时代背景的的关系做了相关阐述。这对中国纪实摄影的风貌与发展脉络研究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