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论文通过分析并比较由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发行与中国相关的官方期刊,主要研究了从1976至2005年其对中国的看法。为此我将重点放在期刊中主题的多样性以及其中最基本的观点上,同时详细阐述期间(1976至2005)的变化趋势。首先介绍出版机构及它的前身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对德国政治的意义,以便回答对于本篇论文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些期刊会被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冠以“官方”二字。这个论断基于以下四点：一,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隶属于德国内务部,因此是联邦德国政府的一个工具。二,今天的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就像以往其他机构一样,是当时宣传主流政策的一个媒介。我们可以从它和它前身的职能中得出这个结论。三,6个主题的发展步骤(由在1952年重建的德国联邦政治中心确定)部分奇特地吻合于相应的政治时代,不管其重点是否随各个政党以及当时下属负责政治教育的德国内务部的德国联合政府而变化。四,期刊及时地反映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例子为证(六十年代末前西德总理阿登纳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的废弃和1976年《博特斯巴赫共识》的采用)在第二章中介绍系列刊物《成人教育信息》(以下简称IZPB)它是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主要刊物以及本篇论文的主要资料来源。在讨论这个系列刊物中关于几个国家的问题的特殊性前,首先给出诸如目标读者,中心内容,主题思想等基本信息。然后介绍针对这项调查而选取的三本期刊(发行于1976,1983,以及2005)。同时为了更好的理解当时的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将会提供一个有关中国和德国相关方面的简要的介绍。由于缺少二手文献,在文章的主体部分使用了比较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在第三章将详细描述数字化数据处理和评估的方法。所有分析数据(见附件)均用两种不同方法得出。首先通过文字识别软件数字化处理三本IZPB期刊。接着计算出三个期刊中所有章节以及分章节的页数和字数的绝对值以及比例值(总字数／页数)。同时为了更好的比较,以收集的数据为基础,对三个期刊中的所有(分)章节以及个别数字进行一个综述。(见附件ii,p. Ⅳ ff.)然后通过文字索引软件对129个具体国家和相关关键词进行明确定义并确定他们在每期IZPB刊物中的等级和频率。各项结果分别以图表展示(见附件ⅲ,p. Ⅷ ff.)。它们随后被用作本篇论文的额外证明同时通过它们也可以看出这期间期刊内容重点变化的趋势。第四章将讨论三本期刊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前两个期刊中,借助三个参考,我们可以得出那时其就中国的看法的一些结论。参考一是IZPB1976年期刊和IZPB1983年期刊都含有的教学单元。这些教学单元侧重点的改变显示了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对中国的视角的变化。第二,两本期刊都用了马克思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体系。这样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机构使用这种体系,显然也可以看出其对中国态度的变化。第三,由于在这两个期刊中超过2/3的内容是基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研究,因此要详细讨论他那令人震惊的关于中国文明的概念以便揭示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有意或无意地对中国的自以为是的看法和贬损的态度。在本章结束时,又将前两本期刊同已经没有明显的基本方法,内容重点也完全改变的2005年期刊进行了比较。第五章则是这三本期刊中独立的部分包括地图,表格,图解以及一个有关所有主题的简短列表(见附件i,p.I ff.)。从中可看出主要有三点清楚地显示了从1976至2005年政治教育中心对中国的看法：第一,中国是难以捉摸难以分类的,这一点至少可以从IZPB1976年期刊的插图中看出。第二,国家集团的增加以及多样性显示了政治教育中心在一个更加分化了的环境下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它老道地对中国和她的独特地位的欣赏。第三,在1976到2005年间伴随着期刊插图的减少,有关当代中国的主题在不断增加。最后,也即第六章,重点是内容的定量的比较性评估。首先,对三本期刊内容部分的比较显示从1976至2005有关中国的内容字数增加了61.2%,相应地,页数增加了97.1%。接着则解释了这个变化的原因：信息层面的普遍优化,对中国的兴趣的增加,以及中国在各个方面对德国的日益重要性。然后以前两本期刊为中心作进一步评估。二者的基本框架如出一辙但是在1983年期刊中七个主题部分中的四个被部分地而又明显地修改了。除了定量的结果外,通过详细阐述不同主题部分的增加和删减,可以看出：第三个主题部分首次展示了看待中国政治经济转变的视角从静态转向更加动态的变化。在主题四的基础上两个例子展示了包括最新发展的内容。首先,没有强调斯大林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对IZPB1983年期刊影响的差异,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其次,用1983年期刊里《社会主义新概念》代替1976年里的《中国传统的影响》以此来反应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对主题五的研究可以给出首次不以一党制作为唯一模式的解释。在主题七中,期刊中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被一个有关中国社会主义者,国家目标和相关战略的自给分析所取代,标志了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对中国独立看法的形成。最后则通过对前两本期刊和IZPB2005年期刊的比较研究了后者对中国矛盾的,有条件的赞美——太多溢美之词总是令人生疑。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点在本章中对关键词进行了分析-检查三个有矛盾或含有否定意义的词组在1976至2005期刊中的出现频率。除了一个词组在不断在增加外,一个词组在1983之前的期刊中从未出现,另一个则在2005从未出现,这也证明了假设。作为这一章和本篇论文的结束,我将这三本期刊中的内容分为七个主题。接着,算出相应的比例值(根据之前计算的字数)从而确定每个主题在1976至2005各本期刊中的分布。从图3中(见29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除了独立的插图部分外,对中国地理的关注在逐渐下降直到在2005年期刊中完全消失;第二,三分之二原本介绍中国历史的篇幅被对今日中国的介绍所取代：第三,与1983年期刊中达到顶峰般的对反应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后果的报道相比,IZPB2005年期刊中的政治方面的报道相形见绌。第四,经历了从1976年期刊到1983年期刊中对中国经济关注的显著下降后,在2005年期刊中对中国经济的兴趣的明显提高；第五,2005年期刊显示了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极大的关注,而之前只是或多或少地提至I诸如人口统计等方面的信息。第六,与前期期刊相比,有关教育内容的增幅比例位列第二。在最近的期刊中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中国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努力。第七,与1976年期刊1983年期刊相比,它对中国文化和外国事物的关注增加了。第六,另一个显著的增幅则是有关教育内容的。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中国在教育还有研究领域的努力。第七,相比较来说第二大内容增幅则着重于文化方面。第八,在经历了从1976年期刊到1993微小的衰退后，在2005年期刊中对外交事务的关注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