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工业崛起，产业空间结构的合理化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各地掀起了产业空间结构调整之风，同时，空气质量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2年中国政府推出了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提出了加入PM2.5和臭氧8小时的检测标准，也调整了颗粒物、二氧化氮等的浓度限值，政府也下定决心开展空气监控与治理工作。鉴于此，本文旨在研究能够产生空气污染的产业空间结构调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梳理得到产业空间结构调整是值得研究的议题，并利用全国污染源普查的2008年工业源产排污系数数据库选取了能够产生空气污染的产业。采用产业平均集中度和制造业中心值对这些能够产生空气污染的行业空间结构调整状况进行衡量，得到我国发达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一直处于极强的地位，但从2005年到2014年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也在逐渐增强，即某些产业正在从发达地区向较为落后地区扩散。对于空气质量的衡量指标本文选取了PM2.5、SO2、NO2以及PM10的浓度来共同衡量，确保分析更加全面，因为不同污染物其来源以及在各地的分布情况都是不同的。其中PM2.5浓度数据分别由美国航天局2001年至2010年气溶胶厚度估算得到和2010年之后各省市环境状况公报和实时监控网站提供得到。各种污染物近几年来的状况是不同的，SO2随着“两控区”政策的实施，有了微弱的减少，而悬浮颗粒物浓度则增加了很多，这与近些年中国各地雾霾灾害频发的现实相符。文章通过测算Moran’s I指数了解到中国空气质量存在着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以及局部地区有着极强的污染集聚性或者缺乏污染渗透能力，于是建立了空间面板误差和滞后模型，并且结合2005年至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来实证分析产业空间结构调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最后得到结论是能产生空气污染的产业空间集聚显著恶化了当地空气质量；不同的空气污染物与经济的关系是不同的，本文得到经济与PM2.5、SO2、NO2和PM10等污染物浓度的关系分别成正“U”型，单调递减型，正“N”型与正“U”型，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在我国不一定存在；机动车数量的激增给空气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地的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显著增加 PM10的浓度；环保治理投资显著改善PM2.5的污染情况，却加重了SO2和PM10的污染，与完全改善环境质量的预期不相符。同时本文将通信技术、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单独提出进行研究得到高技术产业虽能产生一定的空气污染但实际上却能够改善空气质量，表明这类高技术产业的环境优化效应大于他的环境污染效应。正如新经济地理中所提到的，空间因素已经是不可忽略的变量，我国空气质量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存在空气质量集聚状况，相邻地区空气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