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巅峰时期，魏晋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士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准确把握盛唐士风有助于更好地学习盛唐诗歌。但目前学术界对盛唐士风看法不一，褒贬差别很大。本文希望在与魏晋风度的联系中对盛唐士风进行深入全面地研究，以期得到更客观准确的把握。　　本文主要采用分析、比较的方法，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探源辨流、归纳论证，同时借鉴思想史、社会史的有关研究成果，从人学的视野关注唐代文学研究。　　文章从讨论盛唐士人接受魏晋风度的原因和条件入手，认为唐代儒释道三教并存，盛唐尤尊道教;魏晋玄学兼通儒释，名士倡言老庄，士人们在思想基础上是相通的;同时盛唐处在阀阅尚存、文士尤重的特殊时期，盛唐士人队伍处在名士到寒士过渡并统一于文士的特殊阶段，较易接受兼“名士派”与“文人气”的魏晋风度;魏晋名士的文集、传记、志人小说的流传，以及“《文选》学”的兴盛，也使盛唐士人得以在学习魏晋文学、掌握魏晋历史的过程中熟悉、接受魏晋风度。　　文章还分析了以诗人为代表的盛唐士人的魏晋名士情结，认为盛唐诗人的名士情结表现为在诗作中常用魏晋名士之典，在生活中效其达雅，在思想上承其精华。盛唐诗人浓郁的名士情结，是以诗人为主体的盛唐士风受到以魏晋名士为主体的魏晋风度影响的突出表现。　　最后文章结合魏晋风度辨析了盛唐士风的四个突出表现。表现之一是干谒求进，认为经过魏晋风度的鼓荡，士之重人格独立的文化品格被盛唐士人突出强调，同时一般士人在干谒中趋炎附势蝇营狗苟形成较坏的负面影响，使正直之士对干谒深以为耻;但盛唐之士又以强调个体尊严、出于公心、展示才华等方式修正干谒行为，所以盛唐士人虽多耻干谒，但干谒之风仍很盛行。表现之二是仕隐相谐，认为盛唐士人对仕者归隐表示赞赏，对隐者入仕也不加以鄙夷，是受到魏晋以来“出处同归”的隐逸观念影响，同时又摒弃了其“朝隐”风气中丧失社会责任感的消极因素。表现之三是重才尚艺，认为盛唐时论人以才、论才重文的观念并不仅是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的，而是有着更深的渊源，是在对魏晋“人才观”承袭的基础上的发展变化。与魏晋名士相比，盛唐士人对文才的重视表现出更强烈的文人意识。同时盛唐士林中的尚艺之风，很大程度上是士人出于文人意识而对魏晋风度中浓郁的文人和艺术家气质的仰慕。表现之四是诗酒清狂，认为较之魏晋，盛唐士人的饮酒之风有所变化，具体表现为:诗酒风流不同于身份标榜，纵酒豪放不同于借酒佯狂，入世理念远胜于避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