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疗的进步,人类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近年来在保持快速经济发展态势的同时,也悄然迎来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2016年国家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出台“二孩政策”,却面临社会反响平淡,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的境况。政府相关部门在寻求通过新增劳动人口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同时,不得不面对解决问题的另一关键,即关注老年人劳动供给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我国城镇老年人劳动供给的现状描述,以及对退休后市场化劳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福利效应进行的实证分析,预测我国全面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可行性以及可能产生的现实问题,并尝试提出对策建议。本研究的核心内容为以下三个部分。首先,对我国老年人劳动供给现状进行统计描述。根据宏观数据对我国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状、结构特征及未来趋势预测几个方面进行整体描述后,利用微观数据从短期劳动供给规模变化的角度,重点分析我国城镇退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主观劳动参与意愿,证明挖掘我国城镇老年人力资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分析城镇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从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两个角度,采用标准化系数法和联合选择模型(BPM),对各要素作用于老年人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方式及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并结合我国政策实际,利用2015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改革制造外部性条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社会因素影响下的老年劳动力预期劳动意愿变化情况。最后,是对城镇退休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的福利效应分析。分别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省份别行业年龄就业数据以及2011年各省统计年鉴,采用Shapley值分解以及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对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利用CHARLS 2013年及2015年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和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等方法分析了市场化劳动供给决策对老年人自身感知类要素的个体福利效应。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主要得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结论。第一,城镇退休老年人劳动参与比例逐年上升。通过对我国近10年来老年劳动力发展状况的统计描述发现:2010-2017年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比例在逐年上升,第三产业当中老年劳动力所占比例较高、就业方式更加灵活。城镇老年人在退休时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仍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并且退休行为对女性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些发现都表明了我国城镇老年劳动力可能成为未来应对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关键。第二,“退而不休”群体内部形成机理存在较大异质性。从退休事件对老年人自身客观认知能力影响的断点回归结果来看,女性退休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从家庭因素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来看,同样是女性老年人作为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其劳动参与行为受到隔代照料影响尤为显著。男性老年人则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小,更多在不同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下体现出了较为显著的异质性结果。这提示我们在延迟退休政策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家庭及社会角色特点,鼓励部分老年人积极参与市场化劳动的同时,避免其过度劳累或陷入家庭照料与社会化劳动的“双选困境”。第三,我国退休老年人就业友好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尚不完善。现行政策对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并无相关规定与限制,提前退休现象与养老金转移支付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一定程度上被扭曲,在部分行业中老年人就业对青年人的就业甚至还呈现出一定的“挤出效应”。这就要求我们针对退休人员再就业进一步细化政策内容,为老年人力资源的合理运用与开发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第四,现行制度下“退而不休”对老年人自身存在一定的劳动风险。在探讨“退而不休”对老年人主观感受影响时发现,劳动参与对生活满意度指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负向影响更加强烈的体现在女性老年人群体上。从机制检验结果来看,是健康以外的其他因素导致了劳动参与的负向结果,其中收入和闲暇因素都显示出了渠道作用。这提示我们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同时,要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合理设定老年人的劳动时间与薪酬水平,为老年劳动者再就业保驾护航。本文聚焦了劳动供给内部动因最为复杂的城镇退休老年人群体,并在传统的劳动供给经济学分析基础上,关注认知能力指标以及主观幸福感等个体感知类要素,应用了目前经济学研究领域中较为前沿的研究方法,在尽量控制内生性影响的前提下,对城镇退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及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论证。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助力我国关于老年劳动供给问题的深层探究,为应对未来重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结构化短缺问题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