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术清初的江南城市，文人填词度曲的热情和民间演戏活动的热烈共同推进了戏曲这种文艺样式走向成熟，士人与市民阶层文化趣味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雅俗交融的戏场格调。在戏曲演出活动兴盛、戏曲创作与通俗文学批评取得重大发展的语境中，产生了李渔《闲情偶寄》中表达的戏曲理论。 李渔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文化典型而又独特的一个“文本”。交错于日常生活与艺术审美之间的精细品鉴、雅与俗的趣味交融，使李渔在填词度曲和搬演教习的活动中形成了自己将文学、音乐、表演和接受融为一体的戏曲叙事理论。他的理论可以用两个核心概念——“结构”和“机趣”加以概括。“结构”是他对戏曲叙事形态特征的概括；“机趣”是他对戏曲叙事的意蕴追求。“结构”是以搬演一接受为主旨的叙事策略；“机趣”是融合文人才情与市民智慧的叙事风格。无论是对“结构”的强调，还是对“机趣”的追求，都浸染了明术清初江南城市雅俗交融的文化风尚，也蕴藏着特定时代江南城市的文化心理。 以“结构第一”为中心，李渔建构起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戏曲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中心就是戏曲叙事。在李渔的理论逻辑中，戏曲叙事是一个由编戏者、表演者和观场者共同完成的过程，“结构”的好坏是戏曲作品能否在艺术上完成并实现效果的关键。李渔的戏曲叙事观念在明代“沈汤之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深化，又在与金圣叹叙事观念的比照中突出了戏曲叙事的搬演特性，从而推进了中国古典戏曲观念走向成熟。 在李渔的观念中，戏曲不是言志抒怀的案头文字，而是自娱娱人的场上之曲，它的主要功用就是娱乐消愁。这一观念反映出中国古典载道文_艺向娱乐文艺的蜕变，这种蜕变是明术清初江南城市社会文艺活动的一个特点，显现了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种时代特征。李渔对戏曲审美意蕴的主要要求是“机趣”。“机趣”的突出特点是机智诙谐而意味深长，它融合了文人的才情与市民的智慧，是晚明文人重“趣”的人生态度与文化趣味在戏曲理论中的表现，又反映出新的时代文化特征。 李渔的戏曲作品演绎耳目之前的人情物理，塑造不拘一格的才子佳人形象，洋溢市井的风情，也透露出江南城市的文化心理。李渔以诙谐抚慰生命与死亡，用机趣的叙事触动观场者隐秘的内心情绪，在幻设的淆乱世界里完成填词者与观场者的精神共谋，释放颠覆的冲动，在集体的放声大笑中实现文化心理的公共交流，获得一种狂欢的意趣。如果比较一下李渔和孔尚任的戏曲叙事风格，将会在《桃花扇》的冷寂中映衬出《笠翁十种曲》的冷隽。孔尚任的冷寂叙事追求“旨趣”，悲凉的情调传达冷彻心肺的历史感伤，清冷而寂灭；李渔的冷隽叙事追求“机趣”，机智的诙谐散布嘲弄与颠覆的快乐，冷静而隽永。明术清初的江南城市文化与不同的文化个体交合，呈现出全然不同的美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