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理论注重对于语言层面问题的研究,认为翻译就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对原著进行复刻,是一种无创造性的工作。相比译者和译作,原著作者和原著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译者曾被称作原著作者的“奴隶”或“仆人”。译者在对原著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必须无条件的尊重原著,要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著的思想内容以及风格,不能对原著进行任何修改或者增删。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被严重忽视。20世纪9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出现“文化转向”,翻译学者们开始注重翻译问题中的文化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文化是一个由多个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而文学就是其中的一个系统。这种以文化为导向的研究方法使得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自此,来自各个学派的学者都开始意识到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并对其展开研究。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其作者菲兹杰拉德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其成为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作为菲兹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2013年,李继宏的版本问世。当时正值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上映,这使李继宏版本的翻译得到了巨大的关注。李继宏称自己的译作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译作,这也引来了很大的争议。本论文对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定义,特性以及译者地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以乔治高和李继宏的版本为例,对两本译本中译者主体性进行对比研究。从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被动性以及目的性三个方面对两部译作中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进行对比分析,使读者对两个译本有进一步了理解,揭示能动性、被动性以及目的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翻译的种种因素并证明译者主体性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