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艾米斯是当代英国出色的后现代作家,其代表作品《伦敦场地》是一部启示录似的元小说。《伦敦场地》不仅关注了文学创作,还探讨了当代社会的堕落与病态问题。在《伦敦场地》中,艾米斯巧妙而娴熟地运用了大量的戏仿。尽管如此,该小说中的戏仿并未得到评论家们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人们过度关注于戏仿滑稽可笑的一面,琳达·哈琴则将戏仿的意义扩展到了严肃的层面,并使其超越了文本结构而与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发生关联。本文将运用琳达·哈琴的研究成果,对《伦敦场地》中作者对典雅爱情、色情、俄狄浦斯情结和剽窃的戏仿进行分析,以此探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态度,及作者对文本之死和爱情之死的关切。在《伦敦场地》中,后现代社会因理性崇拜而变得危机四伏。在此,戏仿不再是简单的引人发笑的叙述技巧,而成为艾米斯抨击社会的有力工具。此外,通过戏仿,作者还表达了他对文学和未来世界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