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一则孔子和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宰我认为三年之丧太长了,人们在服丧期间不能进行礼乐活动,会导致礼坏乐崩的下场,应改为一年。孔子则认为为了报答父母对子女无尽的疼爱,子女理应服丧三年,并且批评宰我的想法是不仁。从西周到春秋时期,随着宗法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原有的礼乐制度逐渐崩坏。作为维护社会等级,纲纪天下的礼乐制度,作用逐渐消失。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区分礼和仪,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展开了关于“礼仪之分”的争辩和对“礼之本”的思考。在孔子之前,人们一般认为神圣的天就是礼的根基,将礼的根据建立在了天的权威的基础之上,宰我提出期年之丧的根据亦是沿袭了前人的观点。而孔子则把关注的重点从外部世界转向了生命内部,他认为作为规范的礼必须要以人真实的情感为基础,从“心安”的角度出发来来作为衡量礼的标准。儒家倡导三年之丧由孔子发端,在“仁”的语境下,孔子对三年之丧这个话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在此语境中,孝子之所以服丧三年,是由于内心的的道德良知,即仁,这不仅是子女情感的显现,也体现了礼的规范意义。虽然孔子极力推崇三年之丧,然而当时社会普遍行期年之丧,这引起了宰我的质疑,由此引发了和一场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由宰我一问促使后来的思想家们关注到这个问题,纷纷讨论和诠释这则对话。北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朱熹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引入理学概念,重新在“心”与“理”的视角下对三年之丧展开了新的论述,试图为三年之丧找到更为合理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