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话剧艺术是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话剧品种,是地道的“舶来品”,如何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生长,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自从它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国话剧工作者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话剧这个相对于中国传统戏曲来说的“他者”,为了适应中国广大观众的需求,便不能不探索着走一条“民族化”的道路,“话剧民族化”的口号虽然在50年代才明确提出,并就此展开了大讨论,但话剧自传入之日起便已潜移默化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在进行话剧民族化探索的艰难历程中,许许多多的戏剧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卓有成效的探索,焦菊隐就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在话剧民族化探索上取得最突出成就的人物,焦菊隐的突出贡献在于,在20世纪的中国话剧史上,融合中国传统戏曲建立民族话剧演剧体系的问题,第一次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探索获得成功,并在剧坛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探索可以说从“内质”上改变了轰轰烈烈行走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话剧。他在话剧民族化这一方向实践和探索的道路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在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一个关键性的突出的位置。对焦菊隐话剧民族化探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焦菊隐的深入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已有关于焦菊隐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论焦菊隐导演学派》;《焦菊隐戏剧理论研究》。相关的研究论文集两种:《探索的足迹——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其他相关研究论文,其水平鲜有出其右者。仅邹红在《焦菊隐戏剧理论研究》中将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实践单列为一章,其他的研究成果均并非是专门从话剧民族化的角度切入焦菊隐的研究的。但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探索却又是焦菊隐导演学派和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之所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在对焦菊隐导演学派和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论述中,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探索的涉及是不可避免的,时常有一些闪光点出现在这些论著中,但却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论述,而邹红的论述侧重于对其民族化的整体美学原则进行论述,并没提及其具体的美学特征及后来民族化探索对其的继承,又鉴于焦菊隐在中国话剧民族化历程中的重要地位,所以笔者选择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探索作为切入点,在其理论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其导演实践,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探索及其影响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考察。本文共有四章内容,第一章总结了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历程,对“话剧民族化”进行界定,并介绍了焦菊隐在话剧民族化进程中所处的继往开来的地位,以及他进行话剧活动的经历。第二章侧重于从舞台实践入手来考察焦菊隐话剧民族化原则的运用,并认为焦菊隐话剧民族化原则立足于以话剧为本位,以话剧之形传戏曲之神。第三章重点考察焦菊隐对后来的话剧民族化探索所产生的影响;《绝对信号》、《狗儿爷涅槃》是在继承焦菊隐民族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取得的民族话剧的突出成就。其在形式上表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即时空处理更为自由、与观众交流的加强和表演意识更加强烈。第四章探讨焦菊隐话剧民族化探索对当代话剧的启示。中国当下话剧出现了一些不乐观的情况,笔者分别从编剧、导演、舞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仔细探讨学习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探索是帮助话剧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