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传统行业升级、新兴行业资源整合等大背景下,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频繁,高溢价并购频频出现。然而,在这场并购热潮之后,高额商誉所带来的风险也逐渐浮出水面。随着近年来多家上市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商誉背后的减值风险开始受到资本市场与监管部门的关注。我国2006年颁布的会计准则将商誉的后续计量方式由摊销改为进行减值测试,给予了公司商誉减值确认时间和金额的自由裁量权,再加上商誉减值测试结果受到评估人员的职业判断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公司可能会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研究上市公司激进计提商誉减值的动因,对于改进商誉的后续计量与信息披露、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中国高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该公司属于并购金额和计提商誉减值比例较高的房地产行业,并且其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存在着计提时点早、一次性全额计提的激进特征。本文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基本理论以及现有研究成果,对中国高科激进计提商誉减值行为的动因进行了分析与探究。首先,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中国高科披露计提商誉减值信息后的短期市场反应,否认了其向市场传递未来现金流量增加的信号这一动因。其次,通过分析中国高科具体的经营业绩状况,发现其日常经营出现了亏损,故本文认为其激进计提商誉减值存在盈余管理动因。接着,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中国高科为何要进行盈余管理,发现公司在未来几年内缺乏持续稳定的收入,同时还涉及多起诉讼,如果败诉则需支付高额赔偿金,从而可能导致其产生亏损,面临着债务契约违约和被ST处理的风险。因此,本文认为中国高科激进计提商誉减值是为了在日常经营业绩不佳的年份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一次性释放风险,缓解未来的业绩压力。本文从计提商誉减值动因的角度出发,拓展了国内目前商誉领域的研究;与此同时,统计分析上市公司的并购商誉及其减值计提情况,丰富了并购与商誉的统计数据,并且通过理论层面的分析和具体案例的研究,对我国商誉相关准则制定和信息披露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然而,本文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第一,事件研究法的结果无法完全排除其他信息的干扰,并且所选用的估计期和窗口期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第二,本文只选取了单个案例进行研究,在广度上较为欠缺,得出的研究结论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