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对人权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愈益深刻,如何避免工商业造成严重的负面人权影响,使工商业与人权协调、持续发展成为时代议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工商业繁荣、工商企业数量庞大,自然是该议题的参与者。尽管国际社会走在前列的国家和企业已将尊重人权的目标付诸实践,中国也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但各主体对于这些实践的理论理解却远非一致,“工商业与人权”的发展并不顺利。本文意图在澄清理论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在实践“工商业与人权”问题上的实际情况,以求落实企业的人权义务。第一章研究了何为“工商业与人权”,包括通过分析“人权”和“工商业”的属性说明二者具有内在关联,解释“工商业与人权”议题出现的正当性;梳理“工商业与人权”在联合国系统的发展路径,即从《责任准则草案》到“全球契约”到《指导原则》,再到正在进行中的“工商业与人权条约”;澄清“工商业与人权”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概念——“企业人权义务”,重点在其概念的语词确定和成立的理论基础。第二章解释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工商业与人权”的关系。一方面,通过比较分析,本章发现“工商业与人权”的产生背景主要是人权的主流化倾向、跨国企业对原有理论和规范体系的挑战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失效,价值取向则为人权保障和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差别显著,因此“工商业与人权”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子议题或升级版,二者均为独立理论。另一方面,新生的“工商业与人权”不会取代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将彼此独立、长期共存,并能在日后发展中实现理论互助和实践互补。第三章对中国履行“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即《指导原则》支柱一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在立法方面,中国没有就“工商业与人权”的专门立法,但现有立法中存在关于企业人权义务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保护环境权利、劳工权利、消费者权利三个领域;在执法方面,该章认为执法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环节,其具有及时、高效、主动性和包容性等优势,并梳理了中国政府采取的有关措施及其效果;此外,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国家履行人权义务的重要手段,该章对中国制定自己的工商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提出了建议。第四章关注企业人权义务在中国企业中的履行情况。案例证明中国企业的人权表现既有可圈可点的良好实践,也有令人扼腕的侵犯行为。中国企业人权实践呈现三个特征,在认识和能力上总体欠佳,动力由被动的外生性力量向主动的内发性力量转变,行动由原则性的一般声明向可操作的具体措施转变。其不足在于发展不均衡,“工商业与人权”工具化的倾向,以及信息不透明、效果难追踪。由于确保企业履行人权义务需要国家和企业的共同行动,该章提出了国家和企业各自可以采取的促进措施。第五章对中国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提供的救济途径进行了梳理,兼论中国企业可能使用的新仲裁规则——《海牙规则》。《指导原则》支柱三的司法救济和中国的“人权司法保障”略有不同,中国制定了一些可为受工商业侵害的人权主体提供补救的司法制度,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有不足,效果有限;鉴于司法机制之不足和非司法机制的优势,发展符合有效性标准的非司法机制对于支柱三是重要补足,该章分析了中国的相关非司法机制,主要是劳动仲裁和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提供的申诉机制;该章最后对《海牙规则》的制定背景、制定过程和特色内容进行了介绍。第六章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