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哲学思想，而其代表作《论语》2000多年来对中国的社会的文化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9世纪至今，已有30多个《论语》英译本面世。在众多译本中，理雅各和辜鸿铭这2个译本代表了英译《论语》的不同顶峰，因他们的文化身份区别，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的不同，译本也有很大的差异性。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试图从译者文化身份角度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挖掘理雅各和辜鸿铭所处时代的特殊背景及其翻译思想对当今中国经典翻译的积极意义，揭示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效果等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译者文化身份是以民族性为立足点的文化中介者。本文首先从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溯源入手，研究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后通过对其译文的对比研究，得出文化身份差异对两位译者翻译策略、译文风格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由于理雅各的基督教传教士身份和为传教事业服务的翻译目的，决定了理雅各对《论语》的学术型翻译策略。在翻译方法上，理氏多采用直译，尽量保持原文的形式和意义。他的译文书面语气重，句子结构正式而严谨，有些地方甚至显得冗长、僵化。而辜鸿铭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十分向往的华人，为了找寻解救堕落西方文化的方法而来到中国，因为其不满理雅各等传教士对儒经的曲解误译，而开始翻译儒经。他试图向西方表述真实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尤其是真实的儒家思想体系。为了能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论语》，他选择了高度“归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他的译本强调文采、注重传达原作的风格，尤其是对话体语言简洁幽默的风格，因而其译本语言流畅地道，可读性强。他们二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对中国翻译界典籍英译的翻译策略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因此，译者文化身份对译者译本的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译本风格都有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