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其第四次传播高峰，欧洲汉学也在此时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史学界。具有高度交叉性和关涉性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迎来了短暂的繁荣，并涌现出大量的著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垣的《元也里可温考》、徐宗泽的《中国基督教史传教史概论》、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赖得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等。同时众多的史料也得到较好的挖掘和保存，主要有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年鉴调查和统计资料，差会和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报刊和出版的书籍，各级各类差会、教会的档案史料以及非教会系统史料。从范式的角度看，这些史学著述主要分为传教范式、本色化范式和中西文化交流范式。传教范式是以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差会为中心，从传教学的角度来探讨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成败得失，评价传教士活动的标准是其对宣道事业的贡献，不大关注传教士的世俗活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也基本上不在学者关注的视野之内，其研究带有的神学色彩，“科学共同体”也多为宗教人士；本色化范式则展现了“中国基督教史”的另一侧面，即关注中国本土教会及教会事业，出发点立足于成长而不是传播，运用的材料以国内材料为主，而不是外来传教士的报告和信函，体现国人的视角，而不是外国人的思维，是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基督教变化过程，而不是以传教士和传教活动为中心观察中国；中西文化交流范式是将基督教在华事业视为中西传统文化的相遇，把传教带来的冲突视为文化的冲突，把本色化运动视为文明的融合，注重从两种文化传统的比较、适应和交流方面考察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每种范式都有其典型的代表作，这些代表作在史学编纂上各有得失，开拓性与局限性并存，从研究领域、治史方法等方面体现了民国史学转型的特质。同时这些著述本身也为后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宗教史、社会史等领域研究提供了文献材料，并且其所形成的范式对当今“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影响到当前的这一专门史的研究路径。著述还从宏观上构建了一种多范式协同发展、和谐互补的史学生态模式，对繁荣当前史学研究颇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