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首次提出股份制公司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算起,公司治理这一问题进入公众的视野已经有三百多年了。早期的公司治理主要集中于研究内部治理问题,主要讨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关系。近年来,随着亚洲金融风暴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安然、世通等大公司因为丑闻而破产,外部治理也更加受到重视。事实上,公司治理是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有机结合体。尤其是在现代信启、化社会中,媒体作为最重要的信息传递通道,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从2001年的银广夏事件、基金黑幕,到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再到2010年五粮液关于涉嫌关联交易和违规经营的事件,全都是被媒体率先披露的,最终在媒体的监督下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和处理。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对资本市场产生了一种深远的影响。那么,媒体治理是否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媒体治理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不同类型的媒体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否也存在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的探讨。本文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理论,深入研究了媒体这一外部治理因素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及在加入所有权性质这一内部治理因素后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探究了外部治理、内部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在现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文章首先研究媒体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随后加入了所有权性质研究媒体治理、所有权性质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借助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等方法,揭示了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媒体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还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研究证据。本文分为五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对国内外关于媒体治理、所有权性质与公司价值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和评述；第三章对公司治理理论分别从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四章对媒体治理、所有权性质与公司价值进行实证分析。从报纸报道次数与微博发帖量两种媒体治理方式分别研究了外部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及内外部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得出研究结果；第五章得出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文章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无论是用报纸报道次数还是用微博发帖量来衡量媒体治理,媒体治理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媒体治理水平越好,公司价值就越高,证实了外部治理会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第二,当用报纸报道次数来衡量媒体治理,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报纸报道对国有上市公司价值影响相对更弱。这可能是由于报纸报道方面更容易受到政府的监管,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对国有企业的媒体报道会受到政府更多的约束,进而削弱了媒体治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第三,当用微博发帖量来衡量媒体治理时,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媒体治理会对两类公司价值的作用无明显差异。这很可能是由于微博相对于报纸等媒体,政府监管难度更大,言论会更自由一些,对国有企业的媒体报道不会受到政府更多的约束,也就不会削弱媒体治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说明在我国所有权性质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类型媒体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起到不同的作用。文章的贡献与创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通过采用报纸报道次数和微博发帖量这两个指标衡量媒体治理时,发现所有权性质这一调节变量在媒体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中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报纸报道要受到国企还是非国企的影响,而微博则不会。说明在我国不同的媒体传播方式,受到不同程度的政府管制,最终所反映的问题和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第二,是中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研究数据。国外学者对外部治理与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大量而深入,反观国内学者对于外部治理与公司价值的研究较少,而国内与国外在上市公司的控股人、媒体单位的性质方面又有很大的区别,这就导致了在不同的背景下,媒体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媒体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还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研究证据。第三,在研究视角上不仅从外部治理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还综合了公司内外部治理两个方面来考察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因此本文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且之前的研究主要选取的是财经类报刊的新闻报道数量作为外部治理来进行相关的研究,并没有将网络这一新媒体作为考察外部治理的因素,实际上,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更加及时、高效,且影响力更大,故本文也选择了公司微博的发帖量这种方式来衡量媒体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