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沦陷事实吹响了中华民族反日侵略的时代号角,其本身亦对现代智识阶层乃至社会普通民众之于边地的认知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以此为起点,边地空间始与战时现代文学之间生成了多维度且必然性的关联。民族抗战全面爆发,国难方殷之际,大批现代作家与文化人士相继迁徙到边地区域,边地的空间价值由此变得空前重要。战时边地绝非地理空间层面上孤立化的“片域”存在,在此关联视域之下,发生于东北、西南、西北等边地空间内的文学创作生成了诸多的新态势。以“边地”为题材的“边地书写”成为了现代文学前行长河中的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基于此来关照战时边地书写可知,其不单能自成一个考察战时现代文学的独特视角,同时也为深化抗战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路径。第一章从两种不同的路向来探究边地文学的两类叙事特性,首先是东北叙事作为边地书写的时空开端、战时性的营建及在时性与在地性等边地空间属性正式进入抗战文学的相关意蕴阐释。其次,迁徙构成了现代文学版图在战争情势下走向重构的重要条件,战时迁徙带来的现代作家向边地的迁徙,形成了现代作家在边地区域的客居及新的创作空间,从而为现代文学提供了新质。在上述两种叙事模式的阐释基础上对战时边地创作的整体概貌做出梳理,并从开拓、反思与延展三种精神向度对战时边地书写的文本内容进行概论。第二章以战时边地文学中的相关文本为述论基础,通过对战时边地书写整体创作样貌的统观,探究启蒙、民族国家、乡土三种主题在战时边地空间内的综合表达,根据战时不同边地区域内的文学创作语境的异同处做出合理的梳理与辨究,并对其在边地文学相关创作实绩中的深化表现与在战时边地语境中呈现出的新面向分别做出各自主题范畴内的面向解析。与此同时,亦就其所蕴含的思想、文化、时代精神对现代文学的边地建构价值给出相应的阐述。第三章探究战时边地文学语言问题的相关功用问题。首先关注的是边地书写中所存在的方言现象的论题,通过借助此研究力求考察出作家运用方言入文的影响因素,并借助文本细读展现作家在呈现其民族国家观念时的多重言说方式及其背后裹挟的复杂的个体情感空间。以战时西南边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译为切入点,探求少数民族的汉译活动发生的原因,汉译背后凸现的是国家内部文学及文化的相互交流及融合过程,少数民族的汉译另一层意义体现在通过这样的活动寻求战时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战时边地民歌的创作是多种文体中传递抗战之声最为集中化的一种,民歌的语体形式的特殊性于此问题创作实绩的集中化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集中化可从两个方面见及:大量的民歌作品的涌现与集约性的底层民众抗战声音在其间的出现。同时,这一集中化现象对思考现代文学发展过程的大众化、民族化等相关问题提供出了新的启示。第四章中首先是从外来的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抗战文化理念与本土文化人存在的分歧,外来经济建设条件的边地加入所促使的在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文化的新变,外国传教士在边地区域内的传教活动在边民群体中的影响及不同的社会反响等面向来思考战时边地文学书写中“现代文明”的反思与建构问题。再者,设以“边地视角”的观念提出一种较之以往论题阐述中惯于将之落脚于乡土、民间等文学主题上的思维模式,以此为基点梳理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想象“路径”,展现其如何从“外部视角”到“宏观的内视角”,再到“边地视角”的演变,探讨其在民族国家观念建构中的审视功能。战时边地书写是一种在特殊时段内形成且具有“承前”与“启后”精神向度的文学现象,曾有过战时边地徙居经历的宗璞、艾芜、齐邦媛等作家以此为素材的创作与当代重返边地的文学表述所传递出的边地关照情怀同样具有可贵的当下价值,基于此探究其所收获的多重创作经验对当代文学时期的边地文学发展有着特定的铺垫作用。第五章内容是个案举述,以彭桂萼、徐盈与端木蕻良三位现代作家作为述释对象,以此希求对战时边地书写更为细化的文本呈现与个性书写面貌的勾勒。彭桂萼的创作体现出战时在地作家的创作,如何在保持边地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寻求融进战时主流话语脉流的努力。以短篇小说为契机登上现代文坛的徐盈,抗战通讯写作为其赢取了“战地名记”的称号,而以边地题材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创作在战时边地文学中具有着独特性的气质。以边地走向中心的流动轨迹为线索,可在文学与人生的双重向度上考察端木蕻良现代文学时期的创作历程,从边地东北到战时桂林,端木蕻良的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内在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