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自东晋慧远法师起,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其中蕴含的佛教文学作品在整个中国佛教文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僧人群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慧远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外部层次上具有佛经科文三分结构的特点,还运用了汉译佛典的“格义”之法进行诗文创作,并在诗文的意境上展现出“象境—神境—化境”的三个阶段。教团成员的佛教文学作品,也在导师的影响下呈现出对“象”“神”的重视、对三教的融通。除慧远外,东晋南朝时期的庐山僧人,以竺道生最有代表性,他的佛性理论使文学创作加深了对心性的思考、促进了南朝文学灵感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语言观也促使文学理论对语言的讨论主题从工具论转变至本体论。至隋唐五代,庐山僧人数量激增,庐山佛教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与文化优势,与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文人的加入也使庐山的文学活动兴盛起来。中唐至五代的庐山出现了大量诗僧,他们在作品中运用了黯然衰残的景物意象,表达孤独飘零的情思意绪,同时也对当时流行的禅宗思想有深刻的阐说。从教外文人的佛教文学创作来看。陶渊明、谢灵运与白居易是晋唐庐山佛教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诗人。陶渊明作为在佛教传入中国前期的深受儒道思想浸染的文人,他对佛教的运用主要是在词汇层面,对佛教的接纳主要还是在佛教与儒道的相通之处。谢灵运倾心佛教,他的山水诗具有与佛经近似的体制模式;其佛学思想深受慧远、竺道生影响,他不仅将庐山净土文学中的净土图景搬入诗中,还将竺道生的佛学理念运用于文学创作。白居易与庐山的因缘从他被贬江州开始,洪州禅成为对白居易影响最大的禅学思想之一。洪州禅不仅使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上注重心性的阐发、在创作上形成平俗浅近之美,也在生活心态上使其形成了体宁心恬的审美境界。在僧传、传说等文献建构起庐山的神圣空间后,诗僧与文人对其展开了热情的歌颂:僧人通过运用显圣意象,延展了神圣空间的书写范围,并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圣哲先贤的崇敬之情与招隐世俗的希冀之情;世俗文人赞叹佛法的神秘灵异,向往清幽静谧的方外世界,心念世俗却高喊归隐,将神圣空间作为洗涤心灵的净化场所,于其间参悟真谛。总体来看,晋唐阶段的庐山佛教文学,其审美主体的总体创作水平呈普遍上升的趋势;佛教文学作品具有佛学思想与时俱进、写作内容日益丰富、创作手法逐渐精进三个方面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