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采用唯识学中的“转识成智”来说明知识与智慧间的关系,在冯契看来,知识是认识的开始阶段,智慧才是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完成阶段。冯契的“转识成智”以他建构的广义认识论为基础和前提,“转识成智”由于广义认识论才能得以进行和完成。广义认识论体系以智慧说为主脉,以“转识成智”为核心,以名言之域的经验知识和超名言之域的智慧共同作为认识论所要考察的对象。在广义认识论中,认识的辩证过程表现为从无知转化为知、从知识飞跃为智慧的发展,无知上升为知、知识飞跃为智慧是知识向智慧转化的必经之路。冯契的“转识成智”思想是为了解决近代学术界中科学与人生脱节、可爱与可信分离、知识与智慧分裂所作的努力和思考,这是一条不同于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划界”法。在冯契的努力下,“转识成智”使认识论既关涉知识,又探究智慧,使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成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所以说,不管是研究过去的哲学,还是探索现代哲学的走向,都绕不开冯契“转识成智”这一独特的构思理路。冯契终极一生都在探寻知识与智慧间的关系,知识与智慧间的关系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和哲学本身问题的聚焦,有着广袤的历史背景。近代西方学术界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流派的对峙,其实质是西方思想界中的分裂在文化领域中的鲜明体现。西学东渐的潮流使“古今中西”之争在中国文化领域得以显现,“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质就是如何来看待西方文化,又如何来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回答近现代“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迫切的社会现实问题。这些都是知识与智慧关系问题的共有背景。但是,冯契关于知识与智慧关系的“转识成智”理论还有个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冯契的思想受到了毛泽东著作和金岳霖的直接影响。冯契的“转识成智”理论以知识与智慧间可以转化的充分可能性为基础,这种可能性包括知识与智慧的共有基础和区分以及广义认识论;以“转识成智”实现的机制为依据;以“转识成智”的方法为保障。“转识成智”理论作为冯契的哲学理想和人生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一思想不仅是对唯识学“转识成智”理论的超越,而且还解决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从而复活了哲学家“为学”与“为人”相统一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