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1991年引入协议管辖之后,历经了从国内和涉外双轨制规定到单轨制的变革过程。2012年《民事诉讼法》,其将原来国内协议管辖的第25条同第242条涉外协议管辖进行整合,统一规定于新法第34条。但本文认为鉴于国内案件和涉外案件性质的不同,协议管辖的双轨制规定更为科学,因而本文更加注重对于涉外协议管辖的研究。在关于实际联系要求的界定上,涉外协议管辖与国内协议管辖因其协调的管辖性质不同,前者协调的是国际民事管辖权而后者协调的是一国之内各个行政区域的管辖权,因此二者在实际联系的坐标定位上就因有所区别,涉外协议管辖的坐标仅需定位到国际法层面下的国家,而国内协议管辖的实际联系坐标就应定位到国内某一具体行政区内具体可确定的某一法院。本文从我国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中的协议管辖纠纷案件出发,对立法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并参考国际上各国有关实际联系的规定以及我国当前的法制现状,提出些许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实际联系要求,以及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体系。本文第一章从协议管辖制度确立与发展的意思自治原则入手,根据法律上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这一观念引出实际联系要求,同时剖析了国际上部分国家在其立法和司法中对实际联系所作出的具有参考性的释义。第二章从我国立法和司法角度对比分析现今我国在适用实际联系要求的过程所存在的诸如坐标点认定、实际联系标准选择以及客观标志地判定的各种问题。第三章是对实际联系存废的分析,通过分别从当事人、法院以及国家的角度得出我国应当继续保留并完善实际联系要求的结论。第四章针对现今适用问题分别从坐标点以及认定标准上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包括在完善客观联系标准之上融入主观联系标准以及采纳仅依法律选择标准构筑实际联系等方式对实际联系要求作符合国际民事诉讼发展趋势的扩大解释,最大程度上调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利益平衡以及国际主权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