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市场和各个企业内部,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市场和企业两种不同治理形式的选择是由各自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的,其被首次应用到企业的“自制”和“外包”决策,即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决策。由于信息技术对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发生在市场和企业内部,学者们对于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本文认为,忽视不同类型信息技术的边界及其对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的不同影响是分歧存在的主要原因,按照技术特征应该将广义的信息技术划分为狭义的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其中,狭义的信息技术主要指信息的存储和处理技术,而通信技术则主要指信息的传输技术。狭义的信息技术同时降低了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但对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更为显著,因此整体上提高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通信技术也同时降低了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但对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更为显著,因此整体上降低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利用2003—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分省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狭义的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对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影响。结论表明,狭义的信息技术提高了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而通信技术则降低了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另外,国有资本占比越多的企业,越倾向于提高纵向一体化程度;交通运输能力越强地区的企业,越倾向降低纵向一体化程度。本文还验证了经典结论:资产专用性提高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为考察地区差异,本文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狭义的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依次递增,交通运输能力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依次递增。最后,考虑到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本文利用工具变量和2SLS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支持上述结论。